甲午战争时期，驻日公使汪凤藻在开战前夕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及马关议和时李鸿章与国内往来密电被日本破译的相关史事多为人知。前者有山边健太郎编辑伊藤博文文书时，在伊藤文书原辑战前及议和期间日方破译密电的基础上，补充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陆奥宗光关系文书》中的相关密电，并由吕万和著文向国内学界介绍①；后者有吉辰对照中日档案，对李鸿章在马关期间的密电使用情况进行的细致考察。②美国学者内德维德(Gregory J.Nedved)从密码学的角度探讨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在军事、外交上的成功与破译清政府密电的关系，但其对史实的发掘和解释基本未超出山边健太郎和吕万和的框架。③ 既往研究叙述日本破译中方密电时引用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秘书中田敬义的口述资料，其声称1894年6月22日，陆奥向汪凤藻送达一份汉文照会(即“第一次绝交书”)，次日汪向总理衙门发出长篇电文。在日本外务省电信课课长佐藤爱麿的研究下，发现了其中的密电码，并倒推6月6日以来中国驻日公使馆与国内的往来密电，李鸿章议和时因未更改密电码同样被日本破译。④长期以来，中田的这一说法被学界广泛采信，鲜有学者对此进行考证。事实上，考诸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与首相伊藤博文的往来信函可知，自1894年6月初，日本外务省即试图破译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密电，迟至6月11日已成功破译汪凤藻与李鸿章的联络密电，从而洞悉了清政府应对朝鲜情势的相关动向。日本学者方面，高桥秀直注意到陆奥6月11日即告知伊藤已破译清政府密电的关键史实，佐佐木雄一同样在论著中引述了这一事实，但两人均未深入探讨此事对开战决策的影响。⑤甲午战争开战是否具有计划性是日本学界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一个焦点。20世纪60年代，中塚明、藤村道生等学者提出的“长期有计划性开战说”曾奠定“日本侵略说”的基础，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桧山幸夫、高桥秀直、大泽博明的“非计划性开战论”主张战前日本并未做充足准备，导致中日开战的原因是政府首脑对当时情势处置不当所致，尤其是近10年来从领袖人物的决策角度探究开战原因的研究不断细化，“非计划性开战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⑥本文主要利用陆奥宗光、伊藤博文的个人文书及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档案，结合中方汪凤藻与李鸿章、总理衙门的往来电报，考察日本破译中方密电的具体过程，揭示此举与开战决策的内在关联，并对破译密电一说的流布进行探究，辨明日本刻意掩盖其开战外交策略的历史真相。 一、开战前日本两次破译中方密电 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派出一个混成旅团出兵朝鲜后，5日，依据1893年通过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成立了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日本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动员及运兵准备，进入了实质的战时体制。⑦为获取清政府应对朝鲜局势的最新动向，日本加强了对中国驻日公使馆与国内往来电报的监控。⑧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霞关会文库的《中田敬义文书》中收录有一份中田所译的1894年6月6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发送照会的汉译草稿。该草稿上另有中田标注“汪将此公文全文致电总理衙门，因此我外务省电信课遂得以解读清国政府电文，为(日清)事件之进行带来莫大便利”。⑨此处中田的记载与其口述材料中的情节大致相符，唯时间提前至6月6日，并非提出“第一次绝交书”之时。实际上，陆奥正式向汪凤藻发出照会应是6月7日，主旨是知照日本派兵赴朝乃依据1885年4月18日缔结的中日《天津条约》第3款，同时就清政府照会中“保护属邦”之语表示反对，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需要说明的是，同日汪凤藻致电的对象并非总理衙门，而是李鸿章，因北洋大臣兼管与驻日公使的朝鲜事宜相关文电联络，开战前夕汪凤藻与总理衙门的往来电报多数经由李鸿章中转。⑩ 晚清电报技术传入中国以来，电报成为驻外使领与总理衙门之间传递政务、军务信息的重要手段，而日本早在中国正式创办电报初期的1882年“壬午兵变”时就曾成功破译驻日公使黎庶昌与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的往来密电。(11)清政府的官方电码本为《电信新法》，以四个数字对应一个汉字，原为1871年张德彝编纂而成，历经数次修订。发送密电时通常采用“数字加减法”，由收发双方约定某一数字，即发电时以原汉字的四位数加上或减去该数值，收电时同样减去或加上该数值就可实现解密。(12)驻日公使馆的电报须经过日本电信局转递，经由大北电报公司的长崎—上海线传至上海的电报局，再经由津沪线传至天津。因此，日方可轻易获取驻日公使馆收发的电报底稿。如中田所述，日本曾在1886年“长崎水兵事件”中获取中国的电码本，从技术手段而言，虽然中国之后曾进行修订，但或因汉字结构相近，编排顺序变化不大，日本掌握的电码本仍是其参考的重要依据。至于密电码的破解，则需要尝试各种排列组合。因此在经历了数日的摸索后，6月11日，陆奥在致伊藤博文的信函中告知了破译初见成效的消息，内容如下： 首相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