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是民族航运业的先驱，在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期间有感于外商垄断中国航海利权，参与组建有华商入股的协和、北清、华海三家轮船公司，与外商展开竞争，“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吐气”。①1873年6月4日，唐廷枢被李鸿章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两个月内就取得募股近百万的佳绩。②1875年2月上海洋务局成立后，唐廷枢兼任会办，协助处理“中外交涉一切事件”。③随后数年间，唐廷枢先后办理丹麦电线案、④德国“安纳”帆船案、⑤西班牙“索伯拉那”商船案、⑥乌石山教案、⑦夏威夷卡拉卡瓦国王访华等重大外交事件，⑧又以翻译身份全程陪同李鸿章赴烟台，⑨与威妥玛交涉滇案，签订《烟台条约》。李鸿章对唐廷枢业务能力甚为嘉许，曾在家信中评价身边几位核心幕僚，称“唐景星最专精可靠”。⑩ 在唐廷枢执掌轮船招商局期间的一系列涉外事务中，以中法冲突中的情报工作历时最久，用力最勤，建树最丰。近年来，学术界有关这一时期中法关系的研究多侧重分析双方政策和态度的调整，或是从国际法角度论述中方在缔约过程中的抗争，以及特定人物的评价等，(11)很少涉及情报工作对战争进程和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未彰显情报机构或是个人在此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尤其是迄今并无专文论及唐廷枢从事多年的情报活动，其在对法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事迹长期湮没于史。本文对唐廷枢担任招商局总办期间，特别是从北圻叛乱平息后其在招商局内组织专人赴南洋考察，到中法战争爆发前夕亲赴海外侦察情报这一时间段，在中法冲突持续升级的大背景下从事的一系列情报工作进行考察，并就这项工作给唐廷枢本人和招商局带来的深远影响进行评析。文中除引用已经出版的中法战争相关史料文献外，还充分发掘和利用招商局档案、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晚清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以及《字林西报》《华友西报》《申报》等近代中外报刊，从而对本研究主题进行完整、清晰的勾勒和评析。 一、对法情报工作的缘起与招商局海外情报网络构建 1862年，法国胁迫越南阮朝签订《壬戌和约》(《第一次西贡条约》)，占领南圻三省，攫取通商权和自由传教权。(12)这一时期法国政局动荡，加之普鲁士崛起的制衡，法国政府避免和中国在越南发生直接对抗，这与清政府以绥靖手段维系传统宗藩体制的策略颇为契合，法越冲突尚未升级至中法冲突。1874年初法越签订《甲戌和约》(《第二次西贡条约》)时，将越南不再需要臣服中国正式写入条款。(13)法国的这一举动，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正视中越宗藩关系面临崩坏瓦解的局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中枢要津，是法国政客眼中“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及“最有威信和最强有力的领袖之一”，(14)且是“现在有而且是惟一有权力谈判的人”。(15)李鸿章出于拱卫京畿和巩固海防考虑，密切注视法国在越南的兵力部署，以期谋定后动。唐廷枢及其执掌的轮船招商局成为对法情报工作的主要力量，而法国亦将其视为情报战场的对手。(16) 李鸿章倚重唐廷枢及招商局从事对法情报工作，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唐廷枢自身能力足以保证该项工作顺利进行。得益于早年就读马礼逊学校接受全英文教育及任职香港巡理厅翻译、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以及上海江海关正大写、总翻译的历练，(17)唐廷枢的英文娴熟程度得到母语者认可，“唐景星的英语说得就像是一个英国人”。(18)1862年唐廷枢编著的六卷本《英语集全》在上海发行，(19)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套英文教科书，数十年间多次再版，成为社会精英人士常备的工具书。(20)在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十年间，唐廷枢与其他洋行在上海、汉口等多地竞争，“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几乎未尝败绩。(21)其次，作为官商合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在获取朝野多方奥援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出任总办之初，唐廷枢利用业务之便在香港为福州船政学堂选拔兼备专业潜力和情报资质的青年学员。(22)福州将军文煜及福建巡抚丁日昌对唐廷枢赏识有加，多次征召他赴福州帮办政务。(23)唐廷枢的个人才干和轮船招商局的平台优势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情报工作屡有建树。 唐廷枢对涉外情报工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试图将招商局船队打造成一支可辅助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的预备役力量，“凡遇国家装兵运粮，随时奉遵差委”。(24)在任总办的头一年中，他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成这一目标：第一，迅速扩建船队规模，提出各省都要和招商局对接至少一艘轮船的“一省一船”方案，“该计划由轮船招商局提议并经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皇帝陛下，确信已获批准”；(25)第二，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等通商口岸，以及外洋之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西贡、吕宋等19地设立分局，开展商务并从事情报工作；(26)第三，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要求沿海各省将所有寄往京师的要件统一交由轮船招商局传送。(27)上述计划得到李鸿章支持，并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如1874年日本制造牡丹社事件之际，招商局调拨“伊敦”“海镜”“永清”“利运”等轮船，将淮军主力唐定奎部6500名兵员从镇江运往福建前线，“唐军月杪必到瓜洲，我船亦即须开往”。(28)中国军队调防及时，挫败了日军侵占台湾的图谋。在后来的“索伯拉那”案交涉中，(29)李鸿章密令唐廷枢及招商局轮船对在中国近海游窜的西班牙军舰进行跟踪监视，“勿被仓猝劫夺，致堕其要挟之计”。(30)由于情报工作及时准确，清政府在处理该案时措置得当，西班牙图谋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