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文化议题的气候变化与公众气候参与 作为21世纪最受关注的全球性议题之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各国、各地区必须携手应对的紧迫事件，也是中国“双碳”目标等重大国家战略关注的核心。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宣布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并强调“各方应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①。积极推动公众气候参与(public engagement with climate change)，以实现节能减排与对气候后果的适应，已成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②。 “公众气候参与”是气候传播领域的重要概念，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实践方式。其指涉利于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同维度的公众参与形式，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感知、议题认知、信念态度、低碳行为等③。而作为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气候变化超脱了最初单纯的科学范畴，深度嵌入不同且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④。诸多研究指出，气候变化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价值选择的议题⑤，文化价值观是理解气候议题的关键⑥。关注公众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对气候议题的不同理解，可以深度解释为何不同群体暴露在相同的全球变暖环境中却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⑦。探索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认知，是推动公众气候参与的基础性问题⑧。 叙事作为动员公众气候参与的核心方法⑨，也只有以贴合具体文化价值观语境的相应策略来向公众讲述气候故事，才可能产生良好的公众动员效果⑩。然而，当前气候叙事与公众气候参与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大多关注科学、情感等叙事文本，以及风险感知、受众心理特征等影响因素(11)，鲜少对价值观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展开探究。此外，少量关注到文化价值观与气候叙事的研究，也大多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化语境：其一方面关注如何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出发，通过相应叙事策略对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展公众气候参与动员；另一方面则是从传统文化价值观出发，对太平洋岛国等欠发达地区的公众进行探究，仍缺乏对中国文化语境中复杂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关注。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从文化语境来看，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发生文化中断的文明古国，加之伴随着积极的经济改革与全球化进程，更加多元的文化也快速进入中国社会，增添了其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探索中国文化与公众气候参与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基于中国文化动员公众进行气候参与，既是关键的理论议题，也是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研究问题。 因而，本研究致力于以文化价值观作为核心逻辑，探索中国文化语境中哪些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存在关联，以及何种叙事策略有助于公众基于文化价值观践行气候参与。 二、文献探讨：文化价值观、气候叙事与公众气候参与 (一)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单一考察现代或传统的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是用于探索社会群体特征时广泛使用的概念(12)，霍夫斯塔德、施瓦茨等价值观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普遍认为文化价值观反映的是一套被某一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文化信念和规范，其在广泛意义上影响文化成员的诸多行为(13)。同时，文化价值观也兼具区分文化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的功能，使得国家、组织等文化集团中的成员依据这样一组价值观行事(14)。 当前，诸多研究证实文化价值观将会对公众的亲环境行为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15)(16)。在关注文化价值观与亲气候行为的研究中，其中一条典型路径为依赖霍夫斯塔德的文化价值偏向模型，探索相关文化价值因素如何影响到公众的亲气候行为(17)。霍夫斯塔德确定了文化价值观的四种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化/集体化、男权文化/女权文化(18)。Bentley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其在不同语境中将显著促进或者削弱公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和参与(19)；此外，Dake基于西方语境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会影响公众针对环境的态度与行为的四种文化价值观：等级秩序、个体化、平等主义与宿命论(20)。 然而该研究路径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是该模型对文化价值观做出的划分较为笼统，关注当前西方发达社会极具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无法对诸多更微观但重要的传统性、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关照(21)；其次，这一模型的研究样本绝大多数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下，其在东方语境的适用性存在较大争议，较难直接将其作为框架来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之间的关系加以验证。 探究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关系的第二条路径来自人文地理学。该路径更多地利用民族志等方法来对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索。例如一项针对基里巴斯地区的研究表明，基督教义和殖民文化是塑造当地居民参与气候适应行动的两条关键线索。基于该种文化形成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促成了公众基于对家族福祉的维护而加以接受气候政策(22)。该路径为探索具体的地方文化价值观与公众气候参与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并指出地方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影响当地公众气候参与的关键。但该类研究大多集中探索气候脆弱地区的小国，样本具有局限性，相关结论在更大范围内的可推广性较为有限。此外，该路径研究同样尚未被用于对中国这一文化相当多元的语境展开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