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ethnography)到底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研究者独自进行的田野工作，如何验证其真实性和有效性？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志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实践和文本，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之外的诸多学科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但是，民族志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泛化的方法论概念。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志的跨学科调用，形成了庞杂、混乱的民族志话语丛，使得民族志有沦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catch-all concept)的风险。数字时代从技术上消除了传统民族志需要跨越的一些障碍：遥远的地理距离、与“他者”相处的困境和尴尬、语言和习俗差异、昂贵的研究经费、漫长的研究时间等，似乎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以网络为田野”开展调查研究，声称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数量激增。从全球范围内来看，2020年开始的新冠大流行进一步助推了“足不出户”的质化社会科学研究。界面民族志、自我民族志、标签民族志、身体民族志、微信民族志、APP民族志、算法民族志、转场民族志等指向模糊、用语随意的“前缀”民族志纷纷以学术话语的姿态登场，导致民族志更接近于一种艺术性的即兴发挥，而离科学的方法论越来越远。民族志见于太多社会科学版面，甚至于成为学科常用语，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成为质性研究的时髦代名词(英格尔德，窦雪莹，2018)，这引发了学界对于民族志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合法性的质疑。借用英国人类学者爱德华·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的一句话：“只要不是蠢得无可救药，谁都可以做田野研究！”(Clarke，1975)。 基于此，本文尝试超越研究方法或文本层面对民族志的探讨，而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生产方式，在知识社会学视角和“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理论框架下，梳理现代民族志发展历程中的三次大的转折，批判性地审视多元学科场域互动下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建构、协商及其背后的观念变迁，尤其关注数字时代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发生了何种转向。进而，尝试重构数字化、中介化传播环境下的田野工作规范，以回应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应秉持一种怎样的研究立场及使用什么实践方法，来完成解释人类社会的学术使命？ 一、理论框架：边界工作、阐释社群与文化权威 “划界问题”(problem of demarcation)在科学哲学中由来已久，其本质是识别科学独特而本质的特征。托马斯·基恩(Thomas Gieryn)(1983)首次提出科学的边界设置理论，认为科学是一种拥有特殊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倡导建构科学工作的边界，以和“伪科学”区分开来，并提出扩张(expansion)、驱逐(expulsion)和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这三种边界工作方式。 “边界工作”的概念很快溢出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于特定学科或职业群体为建构权威与合法性而进行的一系列话语实践。对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生产研究者来说，边界意识的崛起往往意味着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开始走向成熟，尤其当某学科或职业缺少标准化的外部定义和清晰的内部认同的情况下，研究者需要通过各自摸索获取的默会知识，逐渐探索该领域的核心信念、基本原则和专业规范。基于此，民族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案例，用于探寻一种形态芜杂的异文化书写，如何在跨学科旅行中，被实践者通过设定、维护边界，而“制造”成为具备权威性、合法性的知识。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何为“民族志”，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志研究，生产了大量积极的、动态的话语实践，构建了一个跨学科的“阐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共享关于民族志的技巧、角色和伦理，以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知识生产。不过，这一松散的、液态的阐释社群，其理念与实践自始至终也充满矛盾。用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的话来说，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散乱无章，定义不明，过于多样，作为研究类型，这是在组织形式和技术层面上表现得最个性化和不成熟的一类”(转引自范·马南，1988/2024：31)。民族志通过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和阐释，生产偶发性、非正式、情境性知识，难以实现研究的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使得这一知识生产方式始终在“可疑的研究实践”与“事实性知识生产”的张力之间徘徊，“可信度危机”可以说是传统民族志边界工作的内在驱动力。在数字时代技术变革的总体环境下，边界工作继续提供了一个有阐释力的理论视角，深化对民族志“正在变成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讨论。 基恩认为，科学划界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然而学界对于其边界工作理论的应用，主要是以话语为分析材料，关注话语阐释如何构建职业边界，甚至将对边界工作的研究等同于职业话语研究，是存在局限性的。在当前对于边界工作理论的反思中，开始重视从历史维度、物质维度、比较维度和规范维度来展开边界工作研究(白红义，李拓，2020)。本文跳出职业研究范畴，将边界工作与知识生产相勾连，对过去一个多世纪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展开历时性考察，研究资料不仅包括学术界围绕民族志的各种界定与论争话语，同时也涉及不同时代主流知识观念变迁和学术实践回顾，一方面深化对民族志知识论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也尝试拓展边界工作的概念内涵，开掘其作为一种社会学中层理论的适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