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市原本是人类的栖息地，特别是农业文明以来，城市不仅改变了“狩猎—采集”原始形态的“游群”状态，成为人类聚居的扩大型文明模式。城市还是“国家”的雏形，比如西方文明中的拉丁系就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city-state)；同时，也是物种演化的产物，无论是人对动物的驯化、对植物的栽培，还是在小范围人群生活和生存关系，城市都是人与自然协作的产物，比如公元前3100年前后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谷地的小型城市。①也就是说，无论从城市产生的历史原因，还是从城市作为群体居住的形式，抑或从城市的营建功能来看，城市都是自然景观汇集的地方，也是博物生命同栖的场所。然而，在当今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工程项目的主导性在无形之中驱散了不少与人类共生共享的许多物种，城市的“人工化”越来越呈现出“城市—人类”的单一景观。为了应对、舒缓和解决这一问题，在我国当代的城镇化建设中，城市博物景观学呼之欲出。 二、博物城市共栖体之考述 从世界城乡的发展趋势来看，自近代以降，城市越来越成为人工的“作品”；与之相对，乡村更多地表现为“自然”的产物，我国素有“自然村”之说。然而，“人工的城市—自然的乡村”在认知上实为一种误解。城市作为人们生活的场域，尤其是我国的城市，历来以“山水+风土+阴阳+形势”为基本要理与要件。也就是说，城市原本就是自然的，特别是我国古代的城邑原本就与乡村同一根脉，与西方城市的区别甚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强调城市博物学的原因之一。不讳言，我们的城市建设在近一个历史时期发展得太过迅猛，致使城市博物链裂化。说得具体一些，我们的城市“生病”了，出现了城市人群孤独症，因此需要进行整体疗愈。然而，我国当下的学科和研究体系中缺乏相应的整体性学科和手段，学科的细微化使得专业呈现“针尖学科”的态势。如果我们以城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那么，从科学角度看，人类学与博物学联手共同应对“城市病症”也就成为当下必然的选择。 西方的博物学在学科定位上属于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而“自然”是一个包容内涵巨大的关系学科，诸如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大名鼎鼎的达尔文就是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成为世界近代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进化论也是西方人类学学科的学理依据。②而我国近代贯彻的历史发展观(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正是向博物学生物进化采借的概念，即将社会进化引入历史发展的延伸性表述。因此，作为整体研究“生态—生物—生命”的“三生学科”，“人类学—博物学”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具体而言，人类学是专事研究人类这一物种的学科，博物学则是专事研究人类以外其他物种的学科。如果我们把城市定位于自然万物共生共享的“聚落”，那么城市博物学的介入也就正当其时。 其实，我国传统的城市原本一直贯彻着中国自己的博物体系。中国的博物学与西方的博物学有所不同，具体从《山海经》《梦溪笔谈》《博物志》到《天工开物》等。虽然中西方对“博物”的认知与表述存在差异，却不妨碍其作为认知思维、分类表述、知识范畴等的同质性，同时呈现出中式博物的特色。而中式博物智慧也完整地呈现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营建中，这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此不赘。至于那些具体的城乡园林布局、景观设计、道路建设无不与环境形成“天然之作”，诚如《园冶》所云： 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径缘三益，业拟千秋。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即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③ 我国的城市营造历来就以生命共同体为隐性圭臬。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素以“天时地利人和”为核心价值，“天地人”共生共荣也成为我国城市建构的重要依据，大致表现为：其一，临水而筑。我国古代把城市称为“城池”。张华的《博物志》为我们讲述了古代著名城市洛阳的来历与变迁：旧时的“洛”字是水字旁加“各”，汉朝属于火运，忌讳“水”字，所以去掉“水”字旁，加上了一个“隹”字，变成了“雒”。另外，魏在五行的顺序是土运，水有土才能流动，土有水才变得柔和，所以又去掉了“隹”，加上了“水”字，把“雒”字变回了“洛”了。④其二，家国天下。我国古代的城市包含了“血缘—亲缘—地缘”的形态，即以“家”为单位的“国”。其三，天圆地方。以“方(地)”(与“天圆”配合)与“国”(城郭王国)同构。我国古城的外形为“方形”，内部以“街坊”为网络形制。其四，致中和。我国的城市规划和营建采取以中和为原理，以“择中”为原则的整体性理念。北京城的中轴线即为范例。其五，居高临下。我国古代城邑建设与“五行—形势”观念密切关联，我国古代著名的“京都(城)”之“京”的本义就是“高处”。《说文解字》释：“京，人所为绝高丘也。”⑤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城—水”关系。如果说世界上的古老文明皆以“水”(河流)命名的话，诸如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等，那么，我国的城郭，尤其是王城建制与水有着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这么说，古代的城郭源于治水，《世本·作篇》之“鲧作城郭”，说的是大禹的父亲鲧筑城治水。⑥水与城的关系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从我国古代早期的城市建制可知，“城—水”共建：“我国的城多有一个由环城壕池和城内河渠组成的水系，它具有多种功用，被誉为‘城市血脉’。”⑦也就是说，我国古代的城市营建以自然山川为人体意象的原理进行营建。具体而言，水系为城市中枢⑧。同时，城郭建造的原初功能还包含着御敌、防灾等⑨。“水”还是古代的“游乐”之所，特别是古代的王城：“古人喜水，常利用自然水泽建成游乐之处。”⑩有的城市水系不发达，或是随着城市的扩大水资源不足的情况，需要通过引水、掘水筑城的方式来加强。这在我国的城市历史中屡见不鲜。清人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枚举了大量的例证，聊举一例：“‘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一段释《经》。‘中渎水’即《地理志》所谓‘渠水’，为吴王夫差所沟通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