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外交在徘徊与动荡中曲折前进。对于土耳其外交的变化，既有研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土耳其外交超出了其中等强国地位。伊斯兰保守派精英对国家实力的误判、国内民粹主义对外交目标的话语建构，以及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集权所形成的“个人主义”政治决策，导致土耳其外交进退失据。①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昝涛指出，土耳其外交与奥斯曼文明—地理空间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面对复杂的周边局势，土耳其外交常常是进两步又退一步，这是土耳其政治精英与西方长时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娴熟外交技巧。②正发党执政的20余年间，土耳其虽然遭遇过外交困境，但总能巧妙化解危机。在世界大国之间，土耳其基本实现了平衡各方的灵活外交，甚至在俄乌和谈、叙利亚战后重建等国际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 考察既有研究，在西方理论视野下，土耳其外交行为出现“异化”。一是将土耳其视为固定不变的个体，试图从土耳其国家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寻找解释路径。③这种解释路径的优势在于明晰了影响土耳其外交的各种因素并建立了清晰可证的因果机制，但陷入了“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的误区，认为土耳其外交的目标、偏好均是给定的，是地区安全结构或体系权力结构的“附属物”。二是将土耳其外交转型视为自我和他者身份互动的结果。④然而，西方理论体系始终身陷“哥伦布综合征”(the Columbus syndrome)之中，即“要么承认自我与他者共在，但拒绝承认世界运行规律的多样性；要么承认世界运行规律的多样性，但将自我以外的他者不断异化”。⑤西方视角下国家身份也是“固定的”，身份认同视角下对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原因解释也容易陷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东方与西方等具有结构性矛盾的观点中。⑥从本质上讲，对土耳其外交的不同解释反映了理性至上的“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与过程导向的“关系性逻辑”(logic of relationality)之间路径的分野。前两种路径源自西方，相关研究虽然严格遵循外交政策分析的理性逻辑，却忽视了土耳其在西方共同体之外的文化独特性和历史主体性，也没有注意到土耳其自身所处的复杂关系情境。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看上去过激的行动实际上是想通过拿捏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关系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展现自我的存在和实现自我的利益。⑦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土耳其本身就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东西方交往进程和不同的(宗教文化、区域政治、军事联盟)情境之中。一是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毗邻巴尔干、中东、高加索等地区，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地缘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错综复杂，土耳其国家及其文化传统始终被这些复杂关系所形塑。二是土耳其脱胎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最突出特征在于实行差异化与多元性的统治，同时寻求普世文明框架下的身份认同；⑧现代土耳其国家内政外交也始终存在现代化(或称之为“欧洲化”)、民主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多路进程。三是随着土耳其实力的增强，它不再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是试图基于多维地理空间、多重战略目标、多种动员手段、多个合作对象建立差序化复合安全共同体。⑨由此或可追问：土耳其有时看似“鲁莽”的外交行为是否也是复杂关系塑造的结果?本文将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及土耳其外交转型研究的相关文献，尝试构建以关系本体论为基础的外交分析新框架，对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土耳其外交演变做出新解释。 一、圈层外交分析的理论基础 对世界本初形态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秉持的不同世界观。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独立个体构成了世界，而中国则认为关系构成了世界。在个体外推关系的过程中，诸多个体就是其社会关系推出去的圈子中心，“波纹之间的不间断就是过程，条条波纹恰恰是关系的链条”。⑩“关系世界”的理论假定意味着，国家行为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构成了物质结构、制度结构、观念结构之外的第四种体系结构——关系结构。 (一)关系结构与关系理论 在关系结构下，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将发生相应转变。首先，关系研究的焦点不是固定在任何特定的个体上，而是聚焦于互动个体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质。(11)其次，关系并不似实体那样固化行为体之间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状态；在关系视角下，差异总是因为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12)最后，在关系结构中，行为体通常在既定的关系框架内界定利益、确定利益的实现方式。(13)因此，相比于物质结构所强调的军事实力、制度结构所强调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观念结构所强调的共有知识，国家在关系结构中的关系认知、关系选择与关系运作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关系世界中国家不会再受制于实力大小、盟友/非盟友、内群体/外群体条件的二元局限，反而能够共存于不同的关系环境或关系圈中。(14)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互动模式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国家倾向于考虑其与所有关系圈中成员的关系，但始终优先保持核心圈子成员之间有凝聚力且牢固的关系。(15)西安交通大学边燕杰教授认为：在人际社会中，关系本位下社会成员最常见的差异化行为就是“划圈子”，“这个圈子最外围是熟与不熟的圈子，熟人之中是亲与不亲的圈子，核心圈是既熟又亲、再加上义利高度一致而达到的信任”。(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