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界对《周易》的定位：经书、筮书还是史书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来有众多说法。长期以来，《周易》被视作经书。《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六经中《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时称：“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①它将《周易》置于六经之首、群经之原的地位。此后，人们虽未否认《周易》的占筮功用，但更注重其作为“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义理内容。如三国时期王弼指出：“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斯物。”②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圣人作《易》，本以垂教”③；李鼎祚作《周易集解》，为象数者之大宗，将其定位为“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实开国承家修身之正术也”④。北宋程颐评价《周易》：“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⑤ 与前述观点不同的是，朱熹明确提出“《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⑥其说之义虽较为庞杂，但不是废除义理。对此，张克宾解释说：“朱熹之所以倡导《易》本是卜筮之书，正是在其中寻找到了一种理的实现和展现方式。”⑦ 近代以来，“《易》本卜筮之书”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更新。相关学说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从《周易》的文献性质来看，它是一部筮书；第二，从《周易》的成书方式来看，它属于汇编典籍。前者，如顾颉刚谓：“《周易》的卦爻辞的性质既等于现在的签诀，其中也难免有这些隐语。”⑧后者，高亨的说法尤为典型： 《周易》古经，盖非作于一人，亦非著于一时也。其中有为筮事之记录。古代卜与筮皆有记录。……筮人将其筮事记录，选择其中之奇中或履中者，分别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卦爻之下，以为来时之借鉴，逐渐积累，遂成《周易》卦爻辞之一部分矣。……其中亦有撰人之创作，即有人取筮人之旧本加以订补，将其对于事物之观察，对于涉世之经验，对于哲理之见解，纂入书中。……《周易》古经经过此人之订补，始成完书矣。⑨ 在此基础上，李镜池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书，其中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而编纂时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记录)时代当更加古远。”⑩此后，他又补充说：“它不单编纂，不单汇集资料，而且是出于编者的匠心编著；不少地方，不特是编者有意识地组织编排，而且还有哲学意义和艺术性。”(11)李镜池承认《周易》“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但仍有两点需要反思。第一，他认为《周易》是筮书；第二，《周易》是编而非撰。这样就带来两方面影响：一者，《周易》若是筮书，其思想价值将大打折扣；二者，《周易》并不具备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辨内容。如此定位，《周易》的研究则成为证明古代社会生活、思想的零碎“史料”，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即秉持此种思路而作。至此，“在从‘史’到‘史料’的转化中，经学的价值早已荡然无存。”(12) 另外，冯友兰指出：“从来源上说，《周易》完全是一部占卦的书。人在占卦的时候，对于卦辞和爻辞总还有一些解释。这些解释有一大部分也是从当时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知识得来的，所以其中也有一定的合理的成分。”(13)张岱年认为，“《周易古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算卦的书，其中也有一些哲学思想。”(14)两人虽然都认可《周易》里具有朴素的哲学思想，但仍将其看作占筮书。 与上述思路有所差异，有学者认为《周易》是一部史事寄托之书。宋祚胤指出：“《周易》是为了西周一个王写的。……《周易》表现出作者希望厉王恢复王位，中兴西周的思想。”(15)他反对《周易》是占筮书的说法，认为《周易》是政治隐喻著作。近来，何益鑫进一步提出“《周易》本事”的概念，考察了卦爻辞关于“帝乙归妹”“受命称王”“晚年征伐”“武王克商”等重大历史事件及太姒、周公等人物的叙事。(16)其论述线索较以往更为严密，对以往的“编纂说”也是一种有益的反思。 综合上述诸说，朱伯崑有着更加详细的论说： 《周易》的原始素材来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加工，逐渐成为占筮用的典籍。就此书的编纂说，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如前面所讲的，不同于卜辞类纂。它近于占筮用的字典，又不只是按甲、乙、丙、丁罗列各种筮辞。但总的说来，这部典籍的形成是出于占筮的需要，不是用来表述某种理论体系。(17) 作为毕生研究易学的中国哲学史家，朱伯崑不同意高亨等人对《周易》“编纂”性质的理解；并在冯友兰和张岱年等人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周易》具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正因如此，本文认为《周易》虽模仿了占筮之辞的书写形式，但其写作目的却在于阐释义理和寄托情感；同时，《周易》具有鲜明的撰述特征，而非全然的编纂之书。 二、从文献形成方式看《周易》性质 既然《周易》是撰述之书，那么需对“撰述”的含义予以明晰。杜泽逊在张舜徽就著作、编述、抄纂分类的基础上，将文献的形成方式归纳为著、述、编、译四种。(18)著作是最高级的文本形式，古未有之而今发明出来，称为“作”，孔子以后的作家则谦称为“述”。其实作、述都是写作者个人意志的体现，只不过“作”者只展现个人之意志，“述”者还要展现古代圣贤之意志。与此二者相对的是“编”，张舜徽将之称为“抄纂”：“若夫抄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19)如《论语》《朱子语类》等语录、《艺文类聚》等类书，可视为编纂之书。需要注意的是，取决于“编”的加工程度，这类文献的文本形态差异较大。如《近思录》就属于加工程度较深的编纂之书，明显地体现了朱熹和吕祖谦的意志；《太平御览》这样的书加工程度则次之。至于加工程度最低的编纂之书，其与原始档案没有太大区别。因而，原始档案也可被视作一类文献。我们就根据“编”的加工程度深浅情况，把文献的形成方式分为档案、编纂、撰述三种类型。占筮形式的文本恰有与此三类相对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