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契合的前提是“对话”。这种对话包括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两个方面。那么，两者是如何对话的，这种对话又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效应呢？ 一、基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马克思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就始终存在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来看，20世纪初，资产阶级学者就介绍过马克思主义。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视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并将马克思的观点概括为：“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②。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撰文介绍“德意志社会革命家”时，描述了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还引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的十条措施，将这些措施视为“马尔克所取救济之策”③。当然，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系统、完整地认识和把握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简单、粗浅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比附的前提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就说：“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④梁启超也认为社会主义的“言论颇耸听闻……吾中国固夙有之”⑤。 具体而言，当时一部分中国人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了各种思想资源来比附马克思主义。比如，有人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安民”比附马克思主义。晚清报人蔡尔康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安民新学”：“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⑥在蔡尔康看来，封建统治者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安民”，而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安民”，因为马克思为了解决社会“贫富对立”问题才创立马克思主义，而社会“贫富对立”问题得以解决，统治者“安民”的目的自然也就实现了。所以，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安民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安民学说”，即“安民新学”。这种解释将马克思主义从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比附成了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理论。也有人以中国传统的井田制比附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在引用了王莽建国时的律令和宋代苏洵的观点后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⑦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比附共产主义的观点则更为普遍。 以比附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可以拉近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但不容易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易被假托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观念所惑，甚至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说，我们又很难摆脱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人的认知总是以已知为前提去认识未知。传统文化作为已知，是我们认识未知文化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在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根据已有的话语概念、思维方式、认知图式去认识它。这样就存在悖论：作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传统文化，但是用传统文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可能落入比附式理解的局限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则更为系统、准确，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对党内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教条化倾向，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1938年，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⑧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样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⑨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论断，并提出“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解决比附式理解所带来的悖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从“第二个结合”的表述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我们党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优秀特质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也只有用这种“优秀”内容才能正确理解、对接“基本原理”。以这样的思路看待契合，可以发现，契合强调两者精神实质的相似。比如，大同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一个出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出自马克思主义，两者的表述、内涵有很大差异，但其中包含的人类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⑩。这种相通不仅是观点的相似，更重要的是精神实质的相通。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11)。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华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参照，去不断发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与之契合的精华之处。马克思主义内涵丰富，但其中既有“今天还是正确的”部分，也有“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12)的部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主要表现在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13)如果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或者封闭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会遮蔽其精华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也在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的过程中生成和丰富。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视角，更是内容，让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更加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14)。因此，“第二个结合”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论。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来说，我们既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性的认识，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