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平台与底层职业化:一项关于下游数字编辑用工形态的参与式考察

作  者:
金强 

作者简介:
金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版学院)教授;侯茗瀚,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生(通讯作者)。

原文出处:
新闻与传播研究

内容提要:

在国家、社会和市场等多主体相关行动的交互作用下,数字平台和出版业的体系化融合为出版用工模式预设了复杂性前提,不仅推动了编辑职业系统内部的分化,也将出版业劳动力纳入了平台劳工的实践范畴。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聚焦于一个电子书编辑众包平台,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试图精准把握零散劳动力在高度职业化的出版工作体系的嵌入方式与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援引职业社会学等理论资源,重点从两个层面展开阐释:其一,以出版业为主体,分析这一新型用工形态在出版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意义;其二,以平台劳动为线索,探讨平台资源拓展与底层职业化现象之间的互构关系。研究认为,这两个逻辑相互渗透,共同指向了“劳动与生产”这一原始话题,进而塑造当代出版业劳动力格局下游的新型职业叙事谱系。


期刊代号:Z1
分类名称:出版业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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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出版业转型中编辑职业的分化

  2015年3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要求“探索和推进出版业务流程数字化改造,建立选题策划、协同编辑、结构化加工、全媒体资源管理等一体化内容生产平台,推动内容生产向实时生产、数据化生产、用户参与生产转变,实现内容生产模式的升级和创新”①。相关实践证明,这一融合发展的导向在数字出版的业态建设过程中化用了传统编辑的劳动模式。换言之,在当下出版业中,数字技术的勃兴并未真正颠覆传统出版业中形成的“作品采集、编辑加工、批量复制和市场发行”这一宏观流程,而是以技术加成等形式嵌入到既有的出版流程及分工之中。单就编辑加工环节而言,现有研究常常将新兴技术的学习与引入视作职业编辑的应有之义②,其通过内部专业主义的塑造与延续,不断抬高职业预期的门槛。

  这一延续性的缔造以国家和各级出版单位为主要行动者,以制度调整和规制合流为现实基础。自2016年至今,数字编辑的职业化历程经历了专业技术职务的确定化和专业技术资格的法定化过程③,大量数字出版从业者拥有了从“行业职务”到“社会职称”的晋升机会④。在诸如《北京市新闻系列(数字编辑)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等地方基础性政策的支撑下,相关行政主体推动数字编辑的职业化与规范化进程,建立了数字出版内部的编辑身份与等级制度。

  通常来看,上述官方行动可被视为对数字技术及其经济模式革新的回应,亦旨在恢复、重建编辑的社会认可度与权威性⑤。但与该进程并行,在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中,排版、校对等编辑加工中的“低门槛”环节,往往被视作廉价劳动力而被边缘化处理,进而导致具有无职称、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等特点的非正式编辑群体数量激增。对于这一群体,相关企业往往诉诸“外包”的用工模式,用以满足“降本增效”的资本追求⑥。此后,随着数字募工平台在数字出版生产端中的策略性引入,“众包”模式应运而生,数字编辑活动也因而实现了劳动力的大规模灵活招募。其以新型的劳动投入、劳资关系等现实,重塑着“编辑”这一职业身份的扩展性内涵。

  这些举措将长期隐身于作者与出版商背后的编辑群体纳入平台内容生产者和数字劳动群体的研究范畴,“数字出版”与“数字劳工”两个领域也产生了理论与现实上的多重交合。但由于该群体劳动过程重复性高、创新性低且难以直接贡献文化收益,亦往往因不符合出版业内部高度专业主义与精英化的预期,而成为数字出版从业者研究的“灯下黑”。

  基于此,研究从“众包”模式的产业运作机制入手,针对某公司的编辑外包平台展开参与式观察。研究的理论意图在于从职业社会学和平台劳动的理论交点出发,结合数字出版领域的既有探索,讨论平台资本驱动下的劳作模式形变及其所塑造的社会身份区隔;并以下游数字编辑为例,阐明平台资本扩张与底层职业化现象及其在中国出版场域中的关联方式与互构过程。

  二、文献回顾:职业编辑与平台劳工的理论交合

  (一)现代编辑的职业化进路

  15世纪以降,图书印刷和贸易活动作为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日渐繁荣。在此后几个世纪,因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经营活动边界模糊、资金来源混杂⑦,生产分工难以被细化,编辑活动也多属于尚未进入社会大生产体系的非专职行为⑧。即便19世纪末伦敦首先出现了职业化的著作代理人,他们对于出版商内部人脉和信息的高依赖性也使得编辑工作只是出版商内部交往互动的附属活动,其本身尚未彰显独立的职业要义。

  随着英美大众图书市场的发展,出版业借助金融资本的流通和扩张走向集团化经营,编辑活动在制度化的劳动分工前提下交付给专职审稿编辑⑨,这也推动编辑活动从一般性的操作问题转向了系统性的专业问题。但同时,由于出版商作为单一主体把控了编辑、营销和设计等出版活动的整体产业链⑩,其主要社会职能往往被限定在达恩顿所言的“传播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11)之内。编辑群体在严格的产业次序下成为具有明确职业规范的沟通特使(envoy),以服务公共协商、文化调节等宏观功能(12)。

  这一发展过程与职业社会学中律师、医生和牧师的经典案例高度相似,均以“抽象知识体系、严格准入机制、资格性协会、利他取向的职业伦理”(13)等特质来作为职业合法性的来源,并将职业本身视作社会功能整合过程中的个体单位,具有高度的宏观特质取向和功能主义倾向。此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长期主导着学术界对于职业编辑的解释权,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出版实践。

  仅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了编辑职业化的讨论进程,并产生了多种论调。其一是服务论,即以职业绩效及其对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服务、贡献效果为本位,将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等现象视作组织化管理中的可控变量,强调组织者的干预作用(14)。其二是主体论,以编辑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为本位,高度重视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个体素养,并反思制约其能动性发挥的外在因素,形成了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某种组织化、制度化实践(15)。其三是互动论,以职业社会化互动的经验研究为主,试图锚定职业编辑的关系性、功能性位置和发展路向(16)。然而,尽管互动论察觉到了职业构建中存在不同的行动者,但其在理论主张层面相对保守,实际上仅践行了前两者的中间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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