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下《蒙藏月报》的办报实践及其时代价值

作  者:
彭翠 

作者简介:
彭翠,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坤舆学者,河北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保定 071002);陈安然,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保定 071002);庞瑞灿,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合肥 230601)。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的《蒙藏月报》记录了民国政府对藏族教育、交通、邮政和电信事业的推动,以及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是民国时期边区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一方面,该刊发挥传播范围广、引导力强的地域优势,及时为藏族同胞宣传中央政令、解读民族政策,为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该刊注重汉藏间的文化传播与沟通,形成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基础;同时,作为一种交往媒介,该刊追溯历史记忆,凝聚民族认同,充分发挥了历史基因在民族团结巩固中的心理导向作用,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又发挥了呼吁民族团结、号召全民抗战的精神导向作用。


期刊代号:LG1
分类名称:新闻春秋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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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各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坚实基础,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民国时期民族类报刊作为民族间重要的交往载体,在研究历史与现实中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学者分析了《新疆日报》以“中华民族”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宣传报道,剖析其对“中华民族”观念内涵的阐释,并分析其发挥的时代价值。[1]还有学者以抗战时期《云南日报》为研究主体,梳理了该报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与抗战动员的主要内容和多样路径。[2]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数量有限,学界仍需对民国时期的报刊在推动民族交往、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历史记忆和媒介建构功能予以深度挖掘。尤其是《蒙藏月报》这一在汉藏民族交往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传播媒介,追溯它在当时是如何助力民族间交流、推动民族团结,这一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蒙藏月报》的创刊

  为了实现中央政府政令传达和信息沟通的目的,民国政府成立了边疆管辖组织,创办了《藏文白话报》《蒙藏月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等多语言合璧的西藏域外报刊,致力于推动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显然,“在西藏交通、通讯和对外交流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西藏域外的新闻传播成为西藏除通信、电报以外了解世界,实现两地沟通的主要渠道。”[3]

  (一)民国时期中央与边疆民族间的交往困境

  自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屡屡侵犯我国,边疆地带首当其冲,成为其贪婪扩张的目标。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危机四伏,动荡不安。辛亥革命前后的三十余年间,我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与动荡,长期影响着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政治交往与情感维系。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利用我国民族内部矛盾,不断策划分裂中国的阴谋,如英国图谋西藏“独立”,沙俄武装侵犯新疆等地;同时,一些封建反动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倚赖帝国主义势力,疯狂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这些行径严重破坏了边疆民族社会内部的稳定关系,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得我国的民族问题和边疆局势陷入深重危机。不论是民国初年康藏纠纷,还是东北四省沦陷、云南边界扰乱等,都能从中窥见各国列强的阴谋与操控。政府亟应调动资源,采取相应措施,抵制外部阴谋,保证边疆的稳定。

  (二)创刊契机:蒙藏委员会的建立

  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三民主义,希冀以此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了五大民族平等的治国理念,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通过立法确定了民族平等的身份,并设立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蒙藏事务局。1913年1月,该局创办《藏文白话报》(汉藏文对照版),可视为中央政府以报刊媒介推行民族政策、沟通边疆的早期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蒙藏院”为“蒙藏委员会”,其先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门之一,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的最高机关。蒙藏委员会成立后,依旧重视藏文报刊的创办和传播,希望借助媒体宣传边疆政策以及民族理念。1929年7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28次会议决议准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呈请“改组蒙藏通讯社为蒙藏周报,为蒙藏委员会的直属机构”。[5]作为国民政府主管藏事的最高权力机构,蒙藏委员会以及其管辖的报刊,在创办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其发轫时期,更是直接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蒙藏月报》的创刊,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发展历程:《蒙藏月报》的更名与运营

  《蒙藏周报》《蒙藏旬报》《蒙藏月报》等均由蒙藏委员会编辑并出版。1929年《蒙藏周报》创办于南京绒装街31号,并于1931年更名为《蒙藏旬报》,又于1933年复改为《蒙藏半月刊》,后于1934年4月改为《蒙藏月报》,最后于1948年11月停刊。1934年4月25日,《蒙藏月报》发布了更名声明:“本报原名蒙藏半月刊,自二十三年四月份起。因改良编译,充实内容,更名为蒙藏月报。”[6]自此,《蒙藏月报》由蒙藏委员会下设的蒙藏月报社主办。经考证,蒙藏月报社直属于蒙藏委员会管辖,其成立的第一年有8位工作人员,且分工明确。诸如刘蔚芊担任主编,马禹言负责编辑,王运河承担蒙文翻译事宜,石文山、王慈望等承担藏文翻译,舒洪远负责校对,汪佐泉担任书记。抗战期间,随着蒙藏委员会搬往重庆,《蒙藏月报》的管理机制也有所调整,并于1938年3月31日,发表声明“自全面抗战发动后,蒙藏月报社,已奉令撤销,本报当经并入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主编”。[7]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了南京,直至1948年11月停刊。

  (四)职责使命:《蒙藏月报》的办报宗旨及栏目设置

  《蒙藏月报》一开始便延续了《蒙藏周报》的宣传宗旨,负责对蒙藏及边疆各地宣传党义、灌输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国内及世界新闻,并将蒙藏及边疆情况介绍到内地,能够发挥传达政令、增进了解、增强民族团结的社会功能。抗战爆发后,《蒙藏月报》重点担负起抗战宣传的任务。《蒙藏委员会工作报告》曾指出:“蒙藏月报,自抗战发生后,即尽量译刊关系抗战之材料,举凡党政领袖之言论,抗战之正确消息,以及唤起边疆各族团结御侮之各项文件。均经译为蒙藏回三种文字,按月出版一期,每期印一千余册,按期分寄边疆各地”[8]。可以说,《蒙藏月报》是蒙藏委员会主办的持续时间最长,且时代特征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

  就报刊的栏目设置而言,《蒙藏月报》一开始主要转载当月的大事记,后又调整为国内外时事、时论、调查等,并附有一定数量的插图。专载是对呈、咨、电、训令、指令、笺函等政府公文的宣传;一月间大事记则主要记录《由绥远入新之新路线》等地区大事件;时论栏目主要刊载《川康公路的重要性》等时事评价或探讨;调查则刊载《中国边疆矿产调查志略》等边疆调查情况。从第八卷开始,《蒙藏月报》重点开设并运营“战地通讯”和“抗战汇报”两个特别栏目。可见,《蒙藏月报》的栏目设置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问题进行适当调整,彰显其秉承政府意志,承担不同任务与使命的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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