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在跨文化传播学进入国内的过程中，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所代表的功能主义范式与本土外语研究者和传播研究者的诉求相呼应，且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贴合，因而从众多国外学者中脱颖而出，被奉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者。[1]但不断重复类似霍尔作为跨文化传播学奠基者这种已成共识的历史叙事，对拓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推进其本土化来说，学术价值终归有限。作为一个有着多学科知识来源的研究领域，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思想起点只能是霍尔吗？在跨文化传播学进入中国之前，本土学者的学术思想中就没有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吗？理论阐释力的不足造成作为思想资源的跨文化传播滞后于作为传播实践的跨文化传播，因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主体性尚未充分彰显，作为舶来学科的本土化诉求尚未充分实现。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代又一代学者不断思考的主题。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跨文化传播学术脉络中“缺席的在场者”，重新确认跨文化传播学的经典文本和重要人物，重新建立跨文化传播学的本土思想谱系，从中发掘出能够观照全球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视域、理论与方法，否则难以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奠定思想根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关切下，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姜飞在讨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思想起点时，认为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是一项重要资源。[2]曾长期担任费孝通助手的张冠生称其为中西方的“文化中间人”[3]；杨渝东则具体分析了费孝通的这一形象，认为与同时代的吴文藻、孙本文等社会学者相比，费孝通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其坚持文化比较的表述方式并对整个人类文化有着冷静和理性的关怀[4]。王敬慧认为，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能够为跨文化交流中的互鉴与共情提供启发。[5]尽管费孝通并没有专门开展过跨文化传播研究，但作为与跨文化传播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与跨文化传播颇有交集。 从学术渊源来看，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的联系在中外学界都得到认可。美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组织“跨文化教育、培训与研究学会”的学者们认为，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人类学对跨文化传播学的贡献最大。[6]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类学家在二战时期出于了解异文化的需要而组织了跨文化研究院，雷·博威斯特（Ray Birdwhistell）、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人类学家进行的“访谈的自然历史取向”（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 Interview）项目增进了对跨文化互动的理解。文化人类学为跨文化传播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术语、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7]温迪·利兹-赫尔维茨（Wendy Leeds-Hurwitz）强调了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之间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历史[8]，她还曾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跨文化传播学的产生，但仍然与之有着共同的基本关切和假设[9]。威廉·哈特（William B.Hart）也曾对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之于跨文化传播的贡献进行梳理总结。[10]作为最早引介跨文化传播研究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何道宽认为人类学在摆脱了博物学、殖民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束缚，经历了文化相对论和功能主义之后，成为传播学的基石之一。[11]吴予敏认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是跨文化传播学主要的学术传统来源。[12]孙英春同样指出，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呈现出“叠压”而又“分疏”的特征。[13]姜飞从后殖民语境入手，认为奠基于人类学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从现实中的殖民主义、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的，早期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来研究如何使西方的殖民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学科。[14] 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基础，而费孝通正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重要学者，他先后受教于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v）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两位著名人类学家，其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Kaihsienkung:Economic Li fe of a Chinese Village）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5]，他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成果影响了后续许多学者。文化人类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互涉，为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学理基础。 从费孝通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行动者。费孝通一生治学都受到其早年留学英国的影响，他一生四次踏上英国土地，每次都以其社会学和人类学家的眼光对英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观察分析。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美国访学期间以游记、随感和政论等形式写作了大量文章。1979年他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后写就《访美掠影》，比较了三十余年间美国社会的变化。费孝通实际上是在创造性地用人类学的方式观察西方社会，试图对英美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解剖，勾勒一个社会结构的标本，并用跨文化比较的内在视野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那个跨文化交流还并不像今天这般发达的年代，费孝通的跨文化视野显得尤为珍贵。 由此观之，研究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着较大的书写空间。本文将从费孝通的原著文本出发，提炼其跨文化传播思想，并从中寻找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的启发。 二、文化三圈：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层序化生成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和视野可分为由内而外的“三圈”，分别是作为最内圈的汉人农村的民族志调查、作为中间区带的少数民族研究、作为外围区带的海外研究。[16]费孝通是少有的对这三个圈层都有过研究的学者，在核心圈方面以江村调查为代表，中间圈包括大瑶山调查①、少数民族识别工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研究，海外圈则涉及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观察与书写以及对人类文化共同命运的关怀。“三圈”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派的“文化圈”概念，是以三个圈层对“中国文化”的构成进行了区分。“三圈”作为一种对文化区域进行的理论推演，从认识论上提供了一种文化边界，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正是在对文化三圈之“跨”中生成和体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