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点码】A 一、研究缘起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治国理念，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思想。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媒介技术智能化、多主体、低门槛等特征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播，对在跨文化传播中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推动作用[1]。跨文化传播是一项与符号系统、文本构成、传播媒介、受众接受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2]。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能，需要综合考察不同媒介传播路径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不同传播主体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解传播实践中的文化构成、受众文化认同，以及受众与文化的对话机制，进而在不同语境下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近年来，以《典籍里的中国》《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类视听节目火爆出圈，为探讨受众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观察窗口。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该网络短剧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一盏化身为少女的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出逃大英博物馆，并偶遇在海外工作的中国记者，寻求回到中国的故事。该剧因篇幅短、节奏快、主题内容紧贴时事的特征吸引了众多受众，一经播出便引发热议，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大众视野，引发了大众对中华文化的讨论，唤起了公众的家国认同[3]。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逃出大英博物馆》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在揭示该短剧的内容生产逻辑与情感传播策略之时，深入分析媒介技术在塑造民众集体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剖析新媒体时代拓展中华文化传播路径的策略。同时，本文以李子柒发布的回归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2024）为补充案例，探讨国际受众在具身传播和共情传播的共同影响下，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以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对文化传播实践进行反思，建构以“互动—共识”为框架的“讲好中国故事”效果提升策略，为在文化领域内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借鉴。 综上，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路径的拓展策略是什么？围绕该问题，本研究将重点考察：（1）情感共鸣对中华文化交互传播的作用机制；（2）受众具身参与对中华文化共情传播的促进作用；（3）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符号价值与话语构建策略。 二、文献综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思想。近年来，如何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学界关注。贾文山和王琼指出，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族群跨文化传播、内部跨文化传播、交流式跨文化传播、比较文化跨文化传播、介入式跨文化传播、多元跨文化传播和生成式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4]。因此，在文化传播层面，该思想基于对各种文化传统的尊重与保护[5]，实现中华文化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再现和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双重维度[6]。国内传播是指该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转化和发展。因此，现有中文研究多聚焦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念解读、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和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三个方面[7]。而国际传播是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世界近似思想的对话和融合，将中国的发展放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考量，倡导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并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8]。现阶段，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广泛认同主要体现在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和中国对全球生态环境改造所做出的贡献两个方面[9]。在文化传播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在这一视域下，文化交流与传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展示，而且是对多元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共享[1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渠道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文化的全球传播是必然趋势。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现阶段，各国依托媒介充分展示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内涵，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知[11]。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由于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往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存在偏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消弭文化隔阂与误解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构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12]。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受众形成对话，在新媒体时代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