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提升，以中美两国为核心的南海地缘结构逐步形成[1-3]，为周边国家提供对冲的空间[4-9]。对冲是国家(地区)在充满高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能够产生相互抵消效果的多样性政策[7]。先前，学者们就对冲内容[7-8]、实施路径[6，9]、成因[4-9]等问题展开探讨。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梳理，可发现对冲的本质是国家(地区)在特定地理空间中采取的一种地缘战略，蕴含着“权力”与“空间”交互的理念[4-9]。然而，多数研究仅从结构现实主义角度对对冲进行以国家(地区)为基本单元的研究，忽视地理环境对国家(地区)战略选择的能动作用，导致结论稍显片面。分析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而探究地理环境对国家(地区)政治行为或战略实践的作用更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因此，为挖掘地理环境对国家(地区)对冲产生何种影响需融入地缘政治学学科思想[10]来充实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冲视为一种地缘战略，即国家(地区)在资源稀缺世界中竞争和生存发展的战略[11]。具体而言，地缘战略是国家(地区)利用综合手段对各类地区进行掌控的战略[12-14]，具有权力互动和利益导向性。此外，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将地理想象融入地缘战略的设计与研究中，增强了空间关系与战略区位认知的互动[15-17]。本文认为，地缘战略是某国(地区)在特定地缘环境及本国(地区)地缘政治蓝图的影响下，结合国家(地区)间相对权力差异和空间综合关系而实施的对外战略。南海优越的地缘条件受多国(地区)觊觎，形成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18-19]。除中国以外的南海周边国家大多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对地大物博的南海充满地缘想象[20]。受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周边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地缘关系扑朔迷离[21]，中美两国地缘关系更因南海博弈影响而雪上加霜[22]。此外，基于国家(地区)间权力差距，以中美两国为“核心”、周边国家为“边缘”的南海地缘结构逐渐形成[22]，促使周边国家采取对冲以争取利益最大化。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在探讨权利主体围绕由多种属性和地理要素构成的陆地和海洋空间中产生互动的模式、机理等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分析优势[23-27]，可将地缘环境各层中的要素进行有序分类和有效表征[28-29]，并对影响国家(地区)实施地缘战略的地理要素进行界定和解释[30]。南海周边国家对冲亦无法脱离由多种属性要素构成的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影响。此外，本文引入行动者网络[31-32]作为辅助研究，行动者网络对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分析优势[33-35]，其在强调平等对称地看待自然及社会、主体及客体要素对科学问题解释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权力主体及各构成要素间的运作模式进行刻画，并可将影响对冲产生和发展的各项要素间的互动过程通过网络形式进行表征。 本文以越南实施的对冲为例，构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下南海周边国家对冲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分析和描述2001-2020年越南偏华对冲演化特征和过程；之后，基于理论框架，借助岭回归模型，对越南偏华对冲驱动因素进行检验，探究地理要素对国家(地区)对冲产生和发展的能动作用。此外，进一步挖掘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行动者网络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潜力，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理论框架 1.1 南海地缘环境下周边国家对冲行为模式框架 本文将南海周边国家对冲定义为，国家(地区)基于自身与他国(地区)间的相对权力差异和空间综合关系而采用灵活的战略手段来应对风云突变的南海地缘环境及规避风险的地缘战略，其核心为满足国家(地区)利益最大化。所谓的“相对权力差异”指对冲实施国(地区)与目标国(地区)间由自然及社会经济等要素构成的权力体系间的差距；而“空间综合关系”则是指两国(地区)间的空间距离和地缘政治、文化等关系构成的复合关系。此外，对冲作为一种外显性地缘战略，亦不能缺乏国家(地区)间的直接互动行为。在参考相关文献[4-9]基础上，本文将对冲的性质分为积极对冲和消极对冲，积极对冲行为模式包括初步接触、深入依附；消极对冲包括风险感知、军事制衡。初步接触指国家(地区)在复杂地缘条件下寻求与他国(地区)保持经济、政治等方面接触，建立沟通渠道，且试图使他国(地区)卷入外交活动，与他国(地区)保持良性地缘关系；深入依附指国家(地区)立足南海地缘环境，选择同区域内与本国(地区)相对权力差异显著的国家(地区)进行政治意义上的深入合作或结盟；风险感知指国家(地区)防范区域内崛起国(地区)给其带来的地缘风险，而与其他国家(地区)建立联系，使其参与区域事务，以应对威胁；军事制衡指国家(地区)建立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国防合作，在军事上应对区域国家(地区)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 1.2 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下南海周边国家对冲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 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类依托陆地对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形成的，由人、海洋、陆地共同构成的地域系统。作为被开发对象的海洋与陆地，具备“自然、社会和行为主体”3种属性[36-37]；行动者网络核心概念包含：行动者、异质性网络、转译[31-32]。其中，行动者可区分为“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根据重要性可将其划分为调停者和中介者。其中，调停者创建“必经点”，征召动员其他行动者向共同目标发展。此外，调停者通过“利益赋予”环节赋予部分行动者行使“征召”及“动员”其他行动者的权力。整个过程中，调停者通过综合手段排除与其他行动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异议”，推动网络运转。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强调对自然及人文各要素进行考察[36-37]，该理念与行动者网络将自然与社会二分法进行消解的要求相契合[31-35]。系统各属性中包含的多元要素，亦可通过网络中的行动者进行表征。在利用地域系统解析科学问题时，容易将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进行分类考察，互动性较弱。因此，借助注重多元要素能动作用和互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可弥补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缺憾。在对冲研究中，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可对推动国家(地区)对冲实施和演化的各属性要素进行界定，之后将其投入到对冲行动者网络中，分析各行动者的运动路径。本文根据对民族志、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各属性要素内涵的梳理，选定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其中，“人类(权力主体属性)行动者”包括国家(地区)中央政府、下属部门等；“自然属性非人类行动者”包括国家(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南海自然资源等；“社会属性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海洋政策、战略、基础设施等。南海周边国家作为对冲的发起者，对对冲进行直接把控。因此，其名副其实地成为主导行动者网络的调停者。中美两国作为周边国家对冲的接受者，虽无法掌控对冲，但具有对对冲效果造成影响的能力。因此，有别于先前行动者网络研究仅设定单一的调停者，本文将南海周边国家设定为主要调停者，中美两国设定为次要调停者，而主权国家下属的部门及相应群体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履行中介者的职责。人海关系地域系统下南海周边国家对冲行动者网络分为3大尺度：微、中及宏观尺度，并拥有5个“必经点”。各调停者主导的微观网络设定必经点的同时，主要与各次要调停者进行互动而形成的中观网络中亦设定必经点。当网络互动过程中产生“异议”时，主要调停者采用对冲的形式予以处理，从而实现其最终目标(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