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理论下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特征与机制

　　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坐拥优越的生态资源，且受益于中心城区的消费外溢和市场需求辐射，具有显著的发展潜力。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因制度、资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空心化[1]和生态价值转化受限[2]的双重问题：一方面，中心城区的虹吸效应导致乡村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加剧；另一方面，为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底线而实施的刚性空间管控，严格限制村庄土地开发与产业发展，造成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难以转化的问题。可见，此类乡村面临发展机遇与制约因素并存的复杂矛盾，从单一的物质空间转型分析到考虑制度环境、经济社会关系与能动主体或组织等内外部因素影响下乡村多维空间的转型，成为剖析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的应有之义。

　　现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开展乡村地区空间转型特征及机制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基础：①在乡村空间转型特征层面，现有研究从单一物质空间维度拓展至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等复合空间维度[3]，发现乡村生活空间规模和密度普遍增加[4-5]、社会空间空心村现象显著[6-8]、文化空间符号化[9-10]等现象；②在乡村空间转型机制层面，已有研究从单一因素的影响机制拓展至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系统性分析，普遍认为乡村空间转型与社会经济、政策制度和自然因素[11-12]等方面相关。对于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而言，少量研究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等维度开展对乡村空间转型特征进行分析[1]，并运用行动者网络、空间生产理论等理论解释乡村空间转型的内在机制[13-14]。但是，现有研究未能从行动主体与制度、文化等外部社会系统的互动影响出发，全面科学地反映该类型乡村空间呈现出的复杂转型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战略背景下，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外部社会系统如何影响企业、游客、村集体与农户等主体，该作用力对乡村空间转型影响的内容、强度、效果如何，均有待结合实证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对此，嵌入性理论强调行动主体或组织与社会系统间的作用关系，指出社会网络、制度环境、文化规范等社会系统影响行动者的决策行为，行动主体或组织“嵌于”社会系统中，为乡村空间转型机制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综上，为系统分析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的特征及其动力机制，本文以“2023年湖北省生态村”——位于武汉市远郊区枯竹海湖畔的茶园村为实证案例，解析其空间转型特征，并引入嵌入性理论，推演其空间转型的动力机制，以期为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振兴与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乡村地域多维空间构成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强调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在特定地域中的交互作用，包含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类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乡村地域系统作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15]。国内关于乡村空间系统的研究经历单一物质空间到融合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维空间的转变，张小林[16]提出从职业、生态、社会文化不同视角对乡村概念进行界定，认为乡村空间系统由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空间组成；杨忍等[17]、李红波等[18]、曾鹏等[19]从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多个维度构建关系视角下乡村多维空间体系。鉴于此，本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尝试从“物质—经济—社会—文化”4个维度构建乡村空间系统(图1)，以期揭示大都市郊区生态型乡村空间转型的多维特性。

　　

　　图1 嵌入性理论下乡村空间转型机制分析框架

　　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从物质空间到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构成乡村多维空间由实到虚、由具象到抽象、由现实世界到精神领域的递进关系[18-19]。乡村物质空间是人类所能直观感知的实体地理环境，即自然环境与人类实践改造产生的有形物质，包括聚落生活空间、自然生态环境等实体空间要素，直观且具象。经济空间由人类经济行为产生，涉及消费者、投资者和生产者等多个角色间的互动过程与博弈结果，包括村民生计方式、产业布局与市场运作机制等生产结构与生产方式，具有推动乡村经济增长与转型升级的功能。社会空间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个体、群体、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互动行为，包括社会交往与村社组织等。乡村空间系统具有文化性，乡村文化影响人的社会活动，反之社会活动在改造物质空间的同时推动文化空间演进。文化空间以人的精神价值为导向，包括习俗礼仪、传统手艺、图腾符号等有形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意象与无形的思想价值观念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