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现实挑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强调“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发挥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的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作用”。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统筹多元功能与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域单元，在当前阶段正面临要素流失、产业同构与发展动力不足等诸多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县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阻碍了协同、高效、韧性的城乡融合空间格局构建。沿用传统城市化的线性推进模式，已难以适应城乡之间日益复杂的功能互动与资源依存关系[1]。亟需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视角出发，构建以县域为枢纽、以行政村和社区为支点的多层级有机融合体系，推动城乡协调联动与共同发展。 城市与乡村作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二元子系统，在互动演化过程中形成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2]。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城市主要发挥集聚与扩散功能，而乡村作为城市建成区之外的综合地域单元，则承载着自然、社会、经济等多重功能[3]。传统研究多通过人口密度[4]、职业类型[5]、地理距离[6]或综合发展指标[7-8]等对城乡类型进行划分，但随着城乡联系日益紧密，二者之间的空间界限不断模糊，逐渐演化为一个难以截然区分的连续体[9]。为精确识别城乡单元在这一连续体中的位置，学者提出“乡村性”与“城市性”概念[10]，以衡量不同区域在空间形态、功能属性与社会结构等方面所呈现的城乡特征强度[11-12]。在此基础上，不同学科理论范式提出了多种解释路径：发展经济学强调乡村是城市发育的母体，并提出“乡城关系”假说，指出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城市化倾向，传统乡村性逐渐弱化[13]；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城市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集聚效应，是推动城乡空间分化与关系重构的重要动力[14]；新兴古典经济学则从分工演进与市场扩张角度，揭示了城乡互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15]。然而，这些观点普遍隐含城市中心主义的线性演化逻辑，把城市化视为乡村发展的终点，将乡村界定为残余空间并置于从属地位[16-17]。相较之下，卡尔·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从市场与社会互动角度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与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18]。这一动态视角被“星球思维”进一步拓展至全球尺度，强调乡村是地球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城市在共同演化中塑造着人地关系新格局[19]。基于“田野中的城市”理念[20]，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通过空间整合，重构城乡边界推动资源可持续与社会结构再造[21]。在城乡关系的持续演化中，乡村性在城市空间中显现，城市性亦在乡村空间中扩散[22]，两者交织互动，推动城乡格局由二元分化迈向共生融合。 城乡融合作为一个多目标导向的复杂系统，学者围绕要素流动与融合水平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研究多以“Rural-Urban Linkage/Interaction”为核心概念，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农业发展[23]、人力资本[24]和医疗服务[25]等方面的城乡互动机制。相比之下，国内学者更注重从复合视角解析城乡关系，结合实证研究构建指标体系，以综合衡量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协调融合水平[26]，近年来，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至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文化观念等方面[27-28]，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将理论与规划管理相结合，探索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有学者强调应从城市整体规划角度出发引领乡村发展，通过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产业协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城乡融合[29]；也有学者指出乡村规划以“五大振兴”为框架，推动业态创新、文化传承和治理能力提升，通过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统筹[30]；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土空间规划着眼于统筹发展，通过高效配置空间资源，推动形成协调共生的城乡融合格局[31-32]。然而，在实践层面，城乡空间的治理单元与管理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规划协同不足、管理机制缺乏对等性，制约了城乡融合战略的整体推进与持续优化。 综上，已有研究在城乡融合发展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深入探讨：一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分析框架尚不完善，城市与乡村常被纳入不同的研究体系，导致理论上难以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与整体演化机制；二是评估指标体系未能充分体现城乡融合的多维特征，现有研究通常先独立界定城乡类型，再分别选择评价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城乡作为有机整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三是评价方法对单元间的空间关联性考虑不足，限制了对县域整体发展格局与潜在协同效应的系统认识。 鉴于此，本文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视角出发，立足城乡关系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将县域内行政村与社区(简称村社)纳入统一评估框架，构建涵盖城市性、乡村性与发展性维度的三维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村社单元自身特征及其与周边单元的网络关联，建立兼具竞争性与协同性的空间结构多层次分析体系，以科学识别村社综合发展潜力，揭示县域城乡融合的协同机制与动态演化路径。 2 理论框架与方法 2.1 理论框架 2.1.1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视角下城乡关系分析 城乡关系具有复杂且持续演化的动态特征。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渐放缓，乡村在发展中日益展现出更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和“乡村绅士化”等现象。这表明城乡关系正由传统“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模式，逐步演化为“城乡双向融合”的互动格局[33]。从理论视角来看，“双向运动”理论揭示了城乡关系中市场机制与社会结构重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城市主导的市场扩张通过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人口迁移等方式推动乡村社会“脱嵌”于原有社会结构，嵌入城市市场体系；而乡村则依托文化传统、社会网络与生态基础，积极回应市场压力，形成“再嵌入”的自我调节机制。随着城市化引发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不断显现，乡村保护与重建运动逐步兴起，体现出城乡关系在矛盾互动下的自我更新与结构重构。在中国语境下，费孝通提出的“乡土重建”思想，为理解城乡关系提供了一条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理论路径。该思想不仅关注乡村内部的经济组织再造，更致力于城乡关系的协调调整与社会结构的整体重建[34]。其核心在于寻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创造性平衡，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综合“双向运动”与“乡土重建”理论，有助于深化对当前城乡融合复杂性的认识，揭示城乡互动过程中的动态响应机制、发展约束与转型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