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学广(1979- ),男,山东临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国土安全与全球海洋治理,E-mail:maxg@nankai.edu.cn,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宁波大学浙江省陆海国土空间利用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300350);蒋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
自然资源学报

内容提要:

以海底光缆为代表的国际数字基础设施在信息传输、经贸稳定和军事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能够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提供坚实支撑。基于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理论框架以及全球海底光缆网络分布格局,识别全球互联网门户进而筛选三级尺度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研究发现:(1)海外战略支点是互联网门户的进一步延伸,各尺度的选择逻辑相互嵌套塑造了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空间选择理论框架;(2)全球海底光缆分布具有空间非均衡性,尺度叠加后形成“一重三极三廊”分布格局;(3)中国海外战略支点呈现“核心—拓展—边缘”六大战略区布局。研究成果可以丰富海底光缆与战略支点研究框架,为深化拓展中国海外利益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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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已成为培育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肯綮支撑力量和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场域。数字基础设施涵盖的光缆、微波、卫星、移动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已是国家乃至全球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超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技术设施也在快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不断推动生产技术革新与生产效率提高。其中,海底光缆(以下简称“海缆”)作为大型连通性数字基础设施,承载了80%以上的全球通信流量以及99%以上的洲际通信业务[1],是当前乃至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传输方式,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各国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和信息交互的基石与载体。截至2023年底,全世界已投入使用的523条海缆总长度超过141万km;根据已公布的计划,2023-2026年还将投产80条海缆,总长度约39万km(https://www2.telegeography.com/)。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已建成规模、技术和性能均处于世界前列的数字基础设施。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定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国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数字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为新时期中国数字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探索国际数字基础设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提出“数字丝绸之路”等重大倡议,先后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和《“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统筹开展境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等具体要求。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在全球数字领域的霸权,在海缆等国际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屡屡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包括打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加大对华数据窃取力度以及在第三国建立数字影响力等,使得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国际化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通过打造海外战略支点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开展数字合作,以打破自身发展瓶颈和外部势力压迫的僵局。总而言之,面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利益需求的扩容以及防范应对海外安全风险意识的增强,使得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成为关键性的时代命题,通过强化国际合作打造海外战略支点已经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必经之路。

  1 文献综述

  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公平公正和国家战略需求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兴起,数字基础设施受到工程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广泛关注[2]。首先,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内涵丰富,学界对其的衡量测度也有所不同,主要包括基于特定的数字试点政策,如“宽带中国”战略[3],基于互联网宽带、移动电话用户数、信息从业人员、机器人等数据构建的指标体系[4,5],基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核算[6],以及基站[7]、数据中心[8]、海缆[9]等数字基础设施本身等。基于此,学者们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10],重点探讨了其产生的多重效应,涵盖经济赋能效应[11],即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对就业收入、贸易金融、城乡融合等宏微观经济层面的正向反馈;区域联通效应[12],即在区域协调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等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布局能够加快要素流动与推进区域一体化;数字化转型效应[13],即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与科学规划来推动区域空间重构、智慧城市建设与数字治理升级;环境激励效应[14],即数字基础设施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等路径促进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效应[15],即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审视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数字鸿沟与社会—空间不平等问题。

  其中,海缆及其网络研究与本文关系更为密切。目前有关海缆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通信工程领域,涵盖海缆的拓扑结构、关键技术、材料寿命、成本收益、安全监测、应用场景等诸多方面[16-18],而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则凤毛麟角。学界逐渐意识到,海缆作为后福特时代下的新型交通运输范畴和不断发展演化的“云基础设施”(cloudfrastructures)[19],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半集中式”(semi-centralized)或高度集中化[20]的非均衡性结构网络,扼守着全球的信息通信安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聚焦海缆的空间结构、演化机理、网络安全与外部效应[21,22]。其中,海缆所具有的外部效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包括经济效应和地缘政治效应。前者涵盖对宏观国际贸易[23]和微观市场行为[24]两方面影响;后者将海缆视为国家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将海缆中传输的海量数据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尤其是基于海缆所具有的“发展—安全—技术—空间”四重竞争维度[25],聚焦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家或区域间竞合关系[26]以及监管规制[27]等相关议题,彰显了海缆的战略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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