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是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劳动分工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19世纪以来，火车、飞机、集装箱等交通运输方式和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的诞生和普及，为商品的远距离运输、信息的全球传递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推动了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分离[1]。至20世纪末，跨国企业通过跨境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逐渐实现全球布局，离岸外包、转包等生产方式兴起，商品生产环节在不同经济体间分散布局，逐渐形成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促使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1]。步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疫情等事件推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组织模式和权力关系等动态演化，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波动发展[2-3]。当前由领先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正在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分工模式的重要力量[4]。各经济体根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条件等发展基础，以多种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5]。其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和大型跨国企业等比较优势，在价值的创造、流动和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1]。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一方面获得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嵌入全球经贸网络、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另一方面，由于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部分可能面临低端锁定、污染转移等潜在风险和困境[1，6]。因此，考虑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潜在多重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其参与方式、分工形式、空间格局、升级路径等相关议题受到政府及跨国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关注。 当前全球价值链处在动态演化当中，呈现复杂化、碎片化和多层嵌套性等新发展趋势[7]。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于不同经济体的角色和作用差异，价值生产和分配在空间上具有非均衡特征，价值流表现为向少数区域汇集，形成由贸易和投资等关系交错串联的复杂全球价值链体系[8]。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发展驱动各行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转变[9]，区域经贸协定的提出、区域合作平台的构建和国际权力的更迭等促使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随着国际关系、地缘战略和技术革命等变化不断调整重塑[10]，而疫情、地区冲突、大国博弈等不确定事件则使得全球价值链体系正面临与日俱增的风险和挑战[11]，并推动全球价值链经历结构性转变。在此背景下，探究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时空演化过程，测度其拓扑连通性，进一步识别其韧性特征，对于明晰全球价值链格局重塑、探索全球价值链动态演化趋向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商品链理论[12]。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Gereffi等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理论框架[1]。自全球价值链概念提出以来，相关学术议题已受到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科学等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其中，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聚焦“治理”和“升级”两个维度持续发展[13-14]，揭示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收益分配和影响效应等，深化了对全球价值链运作机制的整体认知[2，5]。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分析技术不断进步以及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优化完善，一系列出口总额分解方法及GVC参与度、生产长度等指标相继提出，全球价值链的定量核算获得了长足发展[7]。在此背景下，地理学逐步增强了对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研究工作。其中，企业、产业集群、城市、国家等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模式是地理学领域最早关注的议题之一[15-16]。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开始挖掘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揭示其对地方经济水平、技术创新能力、资源配置效率、投资多样化等的潜在正向溢出效应和对地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17-18]。随着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和组织模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者聚焦建筑业、制造业、电视业、手机业等特定产业部门或商品门类[19-20]，探究高、中、低等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地理分布特征以及领先企业、研发机构、供应商、零售商等不同类型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及组织模式[8，21-22]。伴随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及地缘战略博弈的加剧，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全球价值链中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地位演化[23-24]以及区域间的分工、竞争、合作、互惠等多重关系[25-26]。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等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全球价值链碳排放等研究议题逐渐兴起[27-28]。 伴随全球产业分工的精细化和生产环节的复杂化，全球价值链不再是纯粹的链式结构，价值流动塑造出的价值链体系呈现出复杂交互的网络拓扑形态[29]。近年来，网络科学的兴起为全球经济体系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方法，全球贸易网络、全球投资网络等研究议题逐步增多[30-34]。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开始尝试将网络分析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以贸易网络、消费网络、生产网络等不同类型网络为载体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演化[35]。已有研究大多聚焦特定产业或部门的全球价值链[36-38]，揭示价值链网络的层次特性和“小世界”“无标度”等网络属性特征[39]。其中，由高端制造业构成的全球科技价值链网络分别形成以中、美、德为“三极”和以美、德、日、中为“四极”的链式价值输出和输入格局[40]；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呈现“大国争霸、小国从属”的组织模式[41]；纺织业和信息通讯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则具有多中心特征[42]。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演进均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网络的空间格局和组织形态，对此，部分研究围绕数字技术[9]、贸易协定[10]、外商直接投资[43]等对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展开探索。与此同时，价值链网络形态和分工模式的效应也日益受到关注，其对国家对外贸易、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多方面的影响得到初步测度[44-46]。上述研究初步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特征，但大多聚焦单一产业部门、特定因素或效应，而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宏观形态、整体结构以及全球价值流动地理格局尚未获得详细刻画和充分解析。作为理解全球经济体系动态的重要维度，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的时空演进过程及规律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