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中的政治史：戊戌后唐才常之“国忧家难”诠解

　　唐才常与谭嗣同为“二十年刎颈交”，“少同乡，长同学，生同志，死同烈”，时人目为“浏阳二杰”。①戊戌政变发生后，谭嗣同在京死难，唐才常悲愤之下，“痛哭回湘，料理家务，直趋上海，与海内外有志者联系，为复仇与救国之准备”②，同年(1898)旋有日本一行。康有为后忆及：“嗣同蒙难，才常愤痛，日思复仇，以救圣主，拯中国。走东与吾及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谋国事。”③越年(1899)，唐才常返国，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成立正气会、自立会，组建自立军，全力策划“勤王”起事。1900年夏，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被清朝破获，唐才常被捕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自立军一役在历史进程中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一般被视作“从维新到革命的过渡性事件”。至于唐才常本人的形象，也在改良与革命之间转换不定。在革命史视角下，唐才常虽然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学界肯定其“正在向革命派转换，并且和革命派实行过真诚合作”，故评价唐不失为“从保皇到革命的过渡性人物”。④西泠印社2022年秋季拍卖会，有“唐才常、林圭致梁启超等有关戊戌政变及筹备自立军的重要信札二通”，系柏原文太郎⑤旧藏。这份手札(以下简称“唐札”)内述戊戌政变后“湘省近来大不安静”各情事，及其本人自日本返国后“周历吴楚”之经过，作于唐氏抵上海当日，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四日(1899年4月4日)，总计2800余字，为一通罕见的长信。据拍品介绍，此札是维新派人士自戊戌政变后寻求新出路的重要记录，可见唐氏“公而忘私、为国奋斗”的精神。⑥全札信息丰富，多有与其他史料相互发明、供晚清史研究发覆者，然所记杂糅隐讳，亦有非笺释不易解者。

　　

　　唐才常致梁启超手札图版(局部)

　　旧说多谓唐才常“以己亥春返国，组正气会于上海，假东文译社之名，实以革命主义号召人心，结合有志之士”⑦，“当是时也，唐君之胸中，不日将起革命，而光鍖自不可掩，故其名显于四方，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而革命之光线遂充满于寓居暗澹之中矣”。⑧饶具意味的是，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手札记录了唐才常本人及其家族许多细节故事，作者时时流露“困极”“无处不形棘手”“其苦更不堪言”“国忧家难，丛集厥躬”等感时伤怀之语，显示他“革命之路”的选择并非一蹴而成。个人生活境遇对政治选择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社会结构、经济环境、文化资本和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互动，社会制度变革亦须经由具体生活实践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效力。⑨生活史研究恰恰提供了一种有效路径，即通过具体的生活经验来理解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结构。这一突破将政治史从单纯的“事件序列”重构为动态的“实践网络”，呼应了王汎森关于“历史与个人生命模式”密切关联的论述⑩，也有助于反思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中存在的“去人格化”倾向。在此意义上，“唐札”为重建戊戌、己亥之际唐才常的生活史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也为理解所谓“公而忘私、为国奋斗”的政治人物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出处困惑及其抉择提供了难得的检视契机。

　　一、戊戌后两广、湖南地方政情

　　戊戌(1898)、己亥(1899)之交，唐才常从日本回国，并未直接返乡，而是取道两广，先有所谓“粤桂之行”，唐札记：

　　粤桂之行，实非本意，乃因多人怂恿，成此无益之举，逮入香港，始奉公力阻之函，然已无及矣。严冬水涸，舟行维艰，自梧州泝昭平，为程百里而近，已阅时十余日之久，遂愤而就陆，然山道崎岖，无肩舆可雇，乃蹒跚步行四百余里，始抵桂林，严霜冱寒，足心为穿。(11)

　　此一行动方向与唐才常原先力主兴义兵于湖南明显不符，究其根由，当出于康有为强力指派。迨庚子勤王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总结教训，特别强调“用兵”方向的选择问题，自初“专意桂、湘”，“桂”且优先于“湘”，故嘱唐才常致意“谋湘”而“起点自桂”；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多主张“谋粤”，康大不以为然，表示“前后同仆议者，惟一黻丞”“惟黻赞此议，诚为绝识也”，视唐为最支持其决策之人。(12)此次粤桂一行，正是唐才常贯彻“起点自桂”的探路之旅，但从札内流露“实非本意”“因多人怂恿，成此无益之举”等不满之词，可见对于康之决策并非无保留支持。

　　唐才常航海返国，选择自香港入境，沿梧港航线，走西江入广西，至梧州，由桂江北上，一路舟行艰困，耗费时日。自昭平(今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始，改换陆路，徒步行四百余里，抵桂林。此间为百越山地，值岁暮天寒之际，孤身长途跋涉，穿越瘴雨蛮烟之区，遍处荆棘，其苦可想。

　　唐才常从日本潜回国内，其最初落脚处即桂林龙宅。唐札记：

　　居赞侯家六日，仅与同门诸君子瀹茗深谭，此外别无奇遇，惟薇老大是俊物，每至酒酣耳热，痛神州之陆沈，与君父之幽囚、权奸之跋扈，声随泪下，慨当以慷。但苦无藉手以回兹浩劫耳。

　　按，龙朝翊(1871-1922)，号赞侯，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康有为赴桂林讲学时的受业门徒”，北京创立保国会，龙赞侯列名为会员，又曾参加桂林圣学会，任广东饶平县知县。(13)其兄龙朝言(1837-1896)，光绪二年(1876)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故有“兄弟翰林”之称，晚年为桂林经古书院山长。龙朝言长子，即龙泽厚(1860-1945)，字积之，光绪十四年(1888)优贡，广东翁源县知县，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即康所谓“知县门生”。(14)戊戌前，康有过两次广西讲学之行，均应门人龙泽厚之请，建广西圣学会，创办广仁学堂和《广仁报》，招收桂籍弟子数十名。(15)唐才常至桂林后，居东巷龙宅六日，与“同门诸君子”相往还，然经历政变冲击，龙朝翊等桂籍康门弟子或意气消歇，或韬光养晦，故除“瀹茗深谭”外，“别无奇遇”可言，唯有唐景崧悲愤填膺，溢于形色，给予唐才常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