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开会、开办报纸、宣传西学在戊戌时期不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的主张，也是众多改革人士身体力行的维新事业。前辈学者汤志钧、张玉法对戊戌时期的学会都有十分系统的研究。①具体到戊戌年(1898)北京保国会，学界对相关事实的梳理和考订都有新的推进②，尽管角度各异，但研究很难突破康、梁的叙述框架。殊不知，戊戌年春《国闻报》的政治宣传对“保国会”历史形象的确立至关重要。康、梁以“茶会”名义举行过两次集会，即现在常说的保国会活动，其实际影响远不能与强学会、南学会等相比。而且，保国会被参劾后，康、梁的一些“自卫”措施不仅未能阻止守旧势力和政敌的攻势，还导致与昔日改革同道出现嫌隙和疏离。百日维新是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开始并最终失败的。与旧党的阻挠相比，康、梁自身的局限与变法失败有着更重要的关联，故重新审视保国会问题仍有学术意义。 一、戊戌年春康、梁在京的“开会”活动 在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中，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通风气、广结同志、讲求自强，不只是康、梁一派的主张，也是其他改革人士的共识。只不过康、梁更加重视并积极付诸实践。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坦言：“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1]谭嗣同也认为，“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2]。康有为则十分看重在京城开会，认为“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3]。因此，在丁酉年(1897)冬抵京后，康有为一面向皇帝上书，呼吁及早变法以御外侮，一面开始筹划开会之事。当时，各省公车咸集，准备参加戊戌会试，于是康有为便有了“欲遍见其英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4]的想法。 这时，京城除因胶旅事件弥漫着强烈的激愤情绪外，还有一个促动开会的因素，那就是经济特科的举办。时因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科，以选拔通达时务的人才，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戊戌年正月，总理衙门和礼部拟定经济特科方案，获光绪皇帝批准。[5]事关前程和仕途，对京官和参加会试的公车来说，极有吸引力。为了应对特科，京官已有立学会的举动。这年正月刘光第写给族兄的信中说：“近因开经济特科，各省京官亦多立有学会，吾川之官京曹者，亦将观善堂改为蜀中先贤寺，设立蜀学会，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至于语言文字，京官子弟亦可每日就学一二时。而京官中高材向学者，亦即于其中定期会讲。”[6]显然，当时各省京官开办的学会，如闽学会、关学会等(包括粤学会)，大都是以乡谊为纽带建立的学会，多为特科考试而研习时务。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这些学会的建立都是受他的影响，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以通达时务而颇负盛名的康有为，受到年轻士人的追捧，确是事实。乙未年(1895)与康有为同中进士的守旧官员胡思敬称：“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暱交康先生；有为亦倾身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7]这里虽有讥讽之意，却也为康有为广结后进、乘势在京城开大会的谋划添一力证。 二月底，梁启超抵达北京，康有为在京开会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梁启超此次抱病北上的目的是参加会试，虽然他在《时务报》撰文将帖括取士的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但仍不愿放弃这次机会，即使没有必中的期许。三月初八日入闱，十六日三场考试后，梁启超名落孙山。出闱后，他很快振作起来，追随其师，投入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此前，他不仅参加了乙未年京师强学会，还参与了长沙南学会的筹办，对开会活动既有理论认识，也有实际经验。 但是，京城情形并不同于湖南。长沙南学会的筹划始于丁酉年冬季，从开始就得到巡抚陈宝箴的全力支持。按照《南学会章程》，由巡抚选派十名绅士为总会长，负责联络官绅士商，集聚会友，“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力”，讲求兴利除弊，对地方事务建言献策。南学会定期讲演，会中随时可以质询答疑，商榷问题。戊戌年二月初一日，南学会首次开讲，由皮锡瑞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论政体公私人必任其事》，谭嗣同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枏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陈宝箴讲《论为学必先立志》。③由于得到陈宝箴和署理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徐仁铸的赞同，官绅合作融洽，南学会办得有声有色。梁启超时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自始即参与筹备工作，草拟相关听讲章程，并撰写《南学会叙》，以欧洲各国立会雪耻的实例，说明建立学会来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意义，但是因为健康原因，未参加南学会的开讲活动。[8] 在酝酿京城开会的过程中，康、梁曾与部分京官有所商议，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是御史李盛铎。此前，李盛铎在上海与梁启超等《时务报》馆诸人商议合办《公论报》，虽未成议，彼此关系却很深厚。[9]后来，梁启超写道：“于时会试期近，公车云集，御史李盛铎乃就康谋，欲集各省公车开一大会，康然之，是为保国会议之初起。”不过，他们的意见有分歧——“康复欲集京官之有志者，李不谓然”[10]。从现存当年梁启超、李盛铎的往还信札看，梁启超不仅请李盛铎介绍两江的公车领袖帮助联络参会者，双方还搁置分歧，决定先由梁启超出面邀请京官、公车开第一次会，第二次开会再由康有为与李盛铎联名邀请，或合请或择请，均可再议。这个建议似乎为李盛铎所认可。[11]由于召集参会的主要是应试公车，不可能长久定期举办，康、梁乃以“茶会”的方式举行。第一次开会地点在粤东新馆，时间定于三月二十七日。事先经李盛铎同意，李家私厨受邀为茶会做西式点心，总计约160份。据《湘报》转载《大公报》的报道称：“三月二十七日，都下各衙门京官及各省之公车萃集二三百人，在南横街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午后一点钟齐集议事，即在该馆戏园，三面环坐，众学欧西议院之例，保举在坐之人，得多数者，诣戏台前首席，向众宣讲。”[12]这是仿照西方议院的规则推选演讲人，如果联想到西式点心，这次开会在当时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