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的起源(1853—1863)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怡骏(1993- ),男,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上海 200233)。

原文出处:
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法国外交部档案,探讨法国如何应对并最终接受了英国主导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在三国领事共管江海关时期,法国驻沪领事馆一直抵制英国在江海关的势力扩张。1859年李泰国辞退江海关法国司税员一事,引发了法国外交部对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的重点关注。1861年李泰国正式出任总税务司后,法国仍不断寻求介入海关事务的机会,甚至试图利用吴煦调离上海之际与英国重建共管体制。然而,由于法国外交部的行政官僚主义,加之驻华外交官员人事更迭频繁,相互推诿,法国最终失去了对中国海关的影响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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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共同侵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及《北京条约》,但为何法国政府在战后可以接受英人李泰国(Horatio Lay)成为中国海关外籍总税务司独掌海关?

  法国一直对控制清政府的重要机构抱有野心。当法国看到英国主导下的海关总税务司制度获得如此成功之时,法驻华公使吕班(Pierre René Dubail)在1898年照会总理衙门,提出让法国人成为邮政总办管理大清邮政。①然而,1854年时法国与英、美两国均是江海关三国共管委员会的成员,为何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后放弃此项权益?

  在总税务司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国的态度在各类海关史著作中皆语焉不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在华法国史家,如高第(Henri Cordier)、梅朋(Charles Maybon)都认识到外籍总税务司制度对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影响。考狄将法国在中国海关中的地位式微归咎于英籍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粗暴专横以及1860年之后英法关系的转变,但他在1906年查阅法国外交部档案并撰写《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L’Expédition de Chine 1860)时遗漏了法国外交部有关总税务司制度的谈判指示。②梅朋则在写完三国共管江海关之后便罢笔。③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内部史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④与魏尔特(Stanley Wright)在书写海关史的过程中很少涉及法国在海关中的角色,同时这些修史活动背后有着为列强在华扩张正名之嫌。⑤在国外学界,费正清(John Fairbank)⑥与葛松(Jack J.Gerson)⑦一直聚焦英国在外籍税务司制度起源问题中的角色。

  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陈诗启等人指出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为总税务司制度在全国推广提供了法律基础。⑧黄国盛也通过区分“司税”与“税务司”的译名,指出海关在1859年制度变革前后的不同特点。⑨周育民认为法国在沪贸易并不发达,法籍司税不通中文无法与李泰国分庭抗礼,导致三国共管江海关委员会一直被英国人把持。⑩此外,对法国司税史亚实(Arthur Smith)与爱棠(Benoît Édan,中文又名伊担)在江海关的事迹依旧鲜为人知。(11)

  重新比较中英与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差异,可发现法国条约甚至比英国更具优势。法方条约中不仅包含“任凭总理大臣邀请法国人帮办税务”的条款,更删去了“毋庸英官指荐干预”的限制,(12)这表明法国本有意愿保持对海关的影响力。(13)从中法关系看,法国甚至比英国更早地参与清政府镇压小刀会与太平天国运动。(14)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英、法三国的外交博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为分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在军事上与英方配合,但外交上则与其竞争,避免英国单方面获得过于显著的优势。(15)英国方面,广州入城问题、公使驻京、修改税则与长江通商问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期望达到的外交目标,在外交策略上,英国从一开始便希望联合法、美两国迫使清廷修约。(16)清廷方面则采取对美羁縻,对法劝告,对英严苛的分化策略,试图以商贸利益,换取列强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与内地游历等要求。(17)

  毋庸置疑,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在华贸易之体量规模无法与英国相比,且保教问题是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主轴。(18)但法国外交部门对总税务司制度仍有大量讨论。特别是考虑到法国驻沪领事馆与雷米洋行(Rémi,Schmidt et Cie)的密切利益,以及驻沪领事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与雷米(Dominique Rémi)的翁婿关系,法方对海关之关注不应被低估。(19)

  本文主要运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政治通信》(Correspondance Politique,CP)与《领事商务通信》(Correspondance Commerciale de Consuls,CCC),(20)重新审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制度起源中的法国因素,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法国外交官对中国海关制度变革的态度,以及法国如何最终接受英籍总税务司主导的海关体制。

  二、法国与三国共管江海关(1853-1854)

  1853年9月8日小刀会起义次日,设于英租界的江海北关遭毁。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与旗昌洋行大班,兼任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要求英美商船出口结关手续由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馆办理。10月底,避居英租界的苏松太道吴健彰在黄浦江上重设浮船海关。10月24日,金能亨发布公告,要求美国商人向该海关报关缴税。(21)

  在海关遭毁的首月,爱棠认为法领事馆可置身于英美两国海关问题辩论之外,(22)但在金能亨宣布承认吴健彰的浮船海关后,爱棠正式照会吴健彰,拒绝承认浮船海关,(23)并支持法国船只可免税进出上海:

  我的态度与阿礼国不同,他总将自己当作城内起义军与城外清军的仲裁者,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两者间取舍……这是危险的先例。他承诺为一个垂死的政府提供海关收入,只要它尚存,领事就必须继续充当其管家……我的立场也异于金能亨,他显然支持地方官府……我认为无人有必要取代已然消失的中国官府……在没有海关的地方……免税对我们的航运贸易大有裨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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