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6世纪以来，法国在美洲大陆进行了一系列殖民活动，建立了“新法兰西”(Nouvelle-France)①。法国殖民者的活动在游记中得到了广泛的记录，正如米歇尔·比隆(Michel Biron)所言：“旅行的艺术(超过一半的新法兰西作者是旅行家或探险家)被紧密地联系在书写之中。”(Biron et al.2010：19)包括航海日志、信件、日记、编年史等多种形式的旅行叙述成为记载、传播和探索新法兰西的重要手段，展示了殖民者和探险家对这片土地的认知、体验和思考。 早期的殖民活动以发现为主要目的，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旅行记录重在沟通。那么旅行者面对一个全新世界，如何用语言描述他者、传达信息，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赫托(François Hartog)指出，游记中存在两个世界——叙述者“讲述时所处的世界”和“被讲述的世界”，亦即他所来自的世界和所拜访的世界。②“类比”通过比较两个世界，成为一种高效传递信息的手法，在帮助读者理解陌生地域的同时，也生动地表达出旅行者在新领地、新文化中的观察和体验。 为了尽可能地传递信息，许多旅行者在作品中大量记录了风景、文化、历史、人物等内容，总之，“讲述他所见到的一切”(Flaubert 1973：289)。于是游记成为一种开放、异质而灵活的文体。这种“多功能性”赋予了游记“一种形式上的自由”(Le Huenen 1990：28)，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的美学和意识形态变化。新法兰西时期的游记见证了北美法属殖民地的发现、建立与扩张，在记录探险者经历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的情感认知和身份认同。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抵达圣劳伦斯湾，宣布该地为法国殖民地，开启了“新法兰西”的历史。1606年，马克·勒卡尔伯(Marc Lescarbot)前往加拿大，加入航海家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的殖民活动，后者于1608年在魁北克建立第一个永久性居住点。作为“新法兰西”的发现者和建设者，卡蒂埃和勒卡尔伯的游记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见证了法属加拿大从征服到建设的过程。两人在作品中均大量应用了类比手法，反映出不同时期旅行者同旧世界的精神联系，以及“新法兰西人”身份的发轫。 2 “边界之人” 几乎所有旅行叙事都先验地承认某种边界的存在，即一条划分“此岸”(pardeçà)和“彼岸”(par-delà)③的界线：旅行者需要跨越此界，离开熟悉的出发地，前往陌生的他者世界。于是旅行者成为来往于两个世界的“边界之人”(hommefrontière)：“(旅行者)出发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站在或大或小的边界两侧：他们既在内部又在外部，是中介者、过境者、翻译者。”(Hartog 1996：13)旅行者感受到两个世界的差异，那么如何在承认差异的同时使“他者”变得可理解，成为旅行叙事的核心问题之一。于是叙述者承担起“译者”的角色，使游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翻译”，将所见的风景、文化与经验转化为读者可理解的内容。正如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所言：“旅行，就是翻译；是将大自然或人类建筑所给予旅行者的地点、色彩、印象和情感翻译给读者的眼睛、思想和灵魂。”(Lamartine 2000：123)“类比”通过比较不同世界，搭建起从“这边”到“那边”的桥梁，实现了旅行者“边界人”的角色和游记的“翻译”功能，连接起不同的风物、文化和习俗。因此，该手法邀请读者进入一个重建的文字空间，使作者和读者可以“参考由共识认可的一系列知识”(Rajotte 1997：85)，即双方共同熟悉的文化框架或认知模式，以理解遥远的他者世界。 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许多旅行家借助“类比”手法，通过已知事物来认识和描述陌生世界。卡蒂埃在《纪行》④中记录了他对新大陆的三次探索，这部作品行文言简意赅，用简洁紧凑的语言记述了旅行者的航海经历、观察和体验，专注于未知物种和自然风光的描绘。面对超出常规经验的奇异景象，叙述者并未表现出过度的惊讶，而是运用大量类比，以旧大陆描写新大陆，加速了自己和读者对新奇事物的接受过程。可以说，在《纪行》对新法兰西的描写中，“法国的影子重叠显现而出”(Le Huenen 1990：29)。 首先，叙述者将新大陆物种同欧洲大陆的动植物进行类比。例如，美洲大企鹅“同鹅一样大，黑白相间，长着和乌鸦一样的嘴。它们生活在海里，不能在空中飞，因为它们的翅膀很小，只有手掌的一半；但可以在海里游得很好，如同其他鸟类在天空飞翔”(Cartier 1986：96)。这段描写运用了四次类比，分别将企鹅同鹅、乌鸦、手和鸟类进行比较，将陌生物种形象地呈现在欧洲读者眼前。这样的手法在《纪行》中俯拾即是，成为作家展示和理解新世界的有效工具。 如果说卡蒂埃的《纪行》记录了法国对加拿大地区的发现和初探，那么勒卡尔伯的《新法兰西历史》⑤则“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大规模探险旅行序列的终结”(Lestringant et al.2019：285)，反映出大航海时代末期欧洲探险者的殖民活动和精神面貌。与卡蒂埃一样，勒卡尔伯所用的类比首先以实用为主，旨在帮助“此岸”理解“彼岸”的地理人文。但有所不同的是，卡蒂埃的游记更像一部“惊人的怪物收藏集”(Berthiaume 1975：15)，盘点了各种新奇物种，类比的应用简洁高效；而勒卡尔伯对新大陆动植物的选择更具代表性，描写也更详细、更成体系。相较于卡蒂埃零散的记录，勒卡尔伯对北美物种的描写集中于《新法兰西历史》第六卷第三章，其中美洲驼鹿和海狸的描写最为典型，“构成了加拿大动物世界的核心”(Mougin 2019：49)。他以旧大陆常见的动物为参照，通过与骆驼、马、鹿、羊等的对比，使这两种新世界动物在认知上变得可及，例如，“(驼鹿)是一种高度仅次于单峰驼和双峰驼的动物，因为它比马高(……)其脚同鹿一样为叉蹄，但更粗壮”(Lescarbot 1866 Ⅲ：804)；“海狸是一种大约和剃光的绵羊一样大小的动物(……)后腿有类似鹅的蹼；尾巴有鳞片，状如鳎鱼”(807)。 勒卡尔伯的游记不限于自然描述，更深受殖民实践的影响。彼时皮毛贸易盛行，驼鹿与海狸成为殖民经济的核心资源。他在叙述中融入了对殖民现实的批判意识，指出殖民经济活动中的暴力与掠夺：“有些人竟然恶意地去掠夺死者，偷走这些可怜人放在他们埋葬者身上的最后馈赠——海狸皮。”(Lescarbot 1866 Ⅱ：565)勒卡尔伯不仅通过类比实现了自然世界的文化“翻译”，也借此表达了对殖民伦理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