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集》(Cathay，1915)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早期的一本英译中华诗集。其初版本采用了一个长书题：《华夏集，埃兹拉·庞德的译本，大部分译自中国诗人李白，根据已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笔记，以及森教授和有贺教授的释译》①，这表明《华夏集》并非直接译自中华原诗。庞德不懂中文，也从未接触过原文，他依靠的是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的笔记。而费诺罗萨也并非直接阅读中华诗原作，而是基于当时18世纪在日本流行的汉诗选本，并通过日本学者森槐南(Mori Kainan，1863-1911)的日文训读(kunsoku，gloss-reading)和有贺长雄(Ariga Nagao，1860-1921)的英文翻译，最终形成了一个经过多重转译的日中选本(Sino-Japanese edition)。 虽然《华夏集》由费诺罗萨笔记转译而成，但客观而论，费诺罗萨与庞德通达中国诗的路径不同，分属两种跨文化现象，两者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容忽视的差异。耶鲁大学贝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美国文学馆藏庞德手稿(“Ezra Pound Papers”，Yale Collec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②鲜明地呈现了这一点。《华夏集》主要参考编号100.4235与101.4236的两个题为“中华诗 翻译：李白(森和有贺)手稿”(Chinese Poetry：Translation：Rihaku [Mori & Ariga]：autograph mss.)的文件夹。本文引用《华夏集》福德姆版(the Fordham edition，2019)③，该版本首次完整地转录了费诺罗萨笔记中庞德最终采用的手稿部分，客观呈现了庞德在编译过程中对原始资料的选择和改动，有利于我们理解作为学者的费诺罗萨与作为诗人的庞德在中国诗译解上的异同。通过比较中华诗、费诺罗萨笔记与《华夏集》之间的文本偏移，本文意图披露中西跨文化翻译以及中华古诗走向现代的实情。此间，中华情感(李白)获得了西方的声音(庞德)，中华诗在西方获得了新的可识别性。庞德对中华诗进行创造性转译，将其纳入西方当下语境，并深刻影响了西方现代诗歌的美学取向与创作方式，为西方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与精神资源。 一、费诺罗萨笔记：庞德通往中国诗的路径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掀起了探寻东亚文化艺术的热潮，这一趋势与日本的主动推动密切相关。明治维新(1868)使得日本成功实现了全面的西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近代日本社会逐步确立了东亚盟主意识，并积极推动文化外交。作为结果，西方知识界普遍将日本视为东亚文化的代表或保护者，无论就接受路径还是文化心态，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大都经由日本达成，日本文化成为二者的中介。是故，费诺罗萨通过日文训读学习中华诗，而庞德对东方诗学的认识，也从模仿日本俳句开始。 费诺罗萨于1878年首次访日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执教，从此与东亚艺术结缘，倾毕生之力推动东方艺术在西方的传播。④费诺罗萨笔记是费诺罗萨在1901年4月至9月访日期间，跟随森槐南系统学习中华诗的课堂记录。诗作数量大约150首，含屈原、宋玉、班婕妤、白居易、李白、陶潜、王维等人的作品。根据手稿，通常由森领读，森先逐字读(注)出日语发音，然后解释每个汉字的意思，再由有贺翻译为英文词释(glosses)；接着，森对整句进行日语释义，经有贺转译后，由费诺罗萨记下这些释义(paragraphes)；森还在讲解过程中持续补充对词义、典故等的评论，形成新的词释和释义，它们大部分被记录在手稿的反面，而在手稿空白处也常有其他删除、插入和修改等痕迹。总的来看，费诺罗萨笔记包含了汉语(主要是八世纪的中华诗选本和文言文等书面语)、日语、英语之间的互动及整个历史文化环境，力求达到翻译上的忠实维度，代表了一种对整体的中华文化的转译尝试。在这一意义上，费诺罗萨笔记不仅是一个翻译文本，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生动写照。 费诺罗萨对中华诗之解译与其对汉字“见字即见事”的思考密切相关，他对汉字的兴趣和研究始终是在与西语的对比中进行的。著名的“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for Poetry)手稿⑤大概在1903年写成，该文强调了汉字构形中的图像元素，认为这是中华诗的核心。费诺罗萨认为当代西语是“中世纪逻辑暴政”之产物，成为任意专断(arbitrary)的符号的集合，失去了直接表现事物的能力。⑥而中文之所以优于西语，是因为“它的词源学是经常可见的。它保留着创造的冲动和过程，看得见，起着作用。经过几千年，比喻性进展的路线依然可以显示出来，而且在很多场合下，还保存在意义中。”(费诺罗萨 165)他把汉字理解为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视觉性的象形文字，汉字构词往往通过字形或字素符号的叠加，模拟/呈现出自然界的动态过程与运行规律。“我相信汉字不但吸收了大自然的诗的实质，而且用它来建立了一个比喻的第二世界，而且用其图画式的可见性保持了其初始的创造性诗歌，比任何语音语言更有力更生动。”(同上)因此，费诺罗萨认为，西语诗人应该研究和效仿中华诗，最大限度地开发西语语词的隐喻功能，以恢复西语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