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准方言岛”的形成与特点　　

　　一、北部吴语的三个“城市准方言岛”

　　不同语言发生接触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本无交流的言语社团因为迁徙在某个无人之地偶然相遇；二是，本无交流的言语社团因某些“特定目的”（specific purposes）产生接触①。前者是十分理想的状态，主要适用于远古时期人类的全球性迁徙与扩散，之后的语言接触几乎不会以这种方式进行。后者才是语言接触的主流模式。这些“特定目的”十分多样，但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会造成多个言语社团相互接触，进而引发语言变化。

　　汉语方言差异古已有之，但汉语很早就有了共同语音（或“准共同语音”）性质的“通语”音系，其基础方音总是北方的某一方音②。这种“通语”和地方的方音有或多或少的区别，但其对地方方言的高层浸润却始终未曾断绝③。“高层浸润”大多出于政治、贸易或文教目的，多发生在大城市。大城市一般是语言变革的中心④。

　　就吴语而言，这种来自以北方方音为基础的通语所造成的“高层浸润”至迟可以追溯到东晋南朝，体现为社会阶级区别。陈寅恪很早就指出，公元317年北方士族随晋室南渡，迁入之北语与吴语固有之吴语的社会功能开始分化，士族用北语，庶族用吴语⑤。颜之推（531-597？）《颜氏家训·音辞篇》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何大安进一步认为这种差别导致当时的吴语区实际上成了一个“双言社会”，并依据文献史料离析出六朝吴语的四种层次：非汉语层、江东庶民层、江东文读层和北方士庶层⑥。其中，江东文读层与江东庶民层差距颇大，而与北方士庶层接近。直接原因或出于政治目的，即“吴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韵语，亦必依仿胜流，同用北音，以冒充士族，则更宜力避吴音而不敢用”⑦。《宋书·顾琛传》记载：“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这说明其余吴人因政治需要已不操吴音。但这种语言的改用并非是单方面的，北方士族有时也会改用吴语，最有名的莫过于《世说新语·排调》中对刘惔见王导“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的记载。琅玡王导与沛国刘惔都是北人，又都是士族，王导本无需使用吴语。陈寅恪认为，王导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用吴语欲笼络人心，以巩固东晋基业⑧。可见，晋室南渡之后，出于政治目的，北方官话与当地吴语发生了语言接触，使吴语区存在了多种言语社团，这些言语社团依靠阶级呈现明显的界限却又存在一定的流动性。语言接触造成原先吴地的江东方言被北语覆盖进而“官话化”⑨⑩(11)，而一些典型的古江东方言词汇如今主要保留在吴语处衢方言及闽语中，如“渹、侬、夥、骹、、薸、”(12)(13)(14)。“”也写作“桸”，表示舀物体的勺子，《广韵》支韵平声，许羁切。《方言》郭璞注指出：“今江东通呼勺为，音羲。”如今“”甚至在北部吴语中仍然存在，如苏州、松江表示“用调羹舀食物”的词都叫[h[.1][，E]]/[he[.1]]；绍兴的[h[.1][，E]]也表示“用网兜捞鱼”这个动作，“捞鱼的长柄网兜”叫“[h[.1][，E]]兜”(15)。

　　北语对吴语，尤其是对太湖流域吴语的“高层浸润”在北宋灭亡宋室南渡（1127）后愈发清晰且直接。这种“高层浸润”往往依托某个政治经济或历史文化特别发达的大城市展开，这个大城市很容易形成“城市准方言岛”，即在同一类别的方言区域中，中心城市存在着跟周围的同类方言有较多显著的不同特征的方言小块(16)。之所以称为“准”，因为从广义上讲，这些城市所体现的方言与周边的方言仍然同属吴语；而从狭义上讲，它们甚至很难被归为不同的方言小片。故而这些区域并不完全贴合“方言岛”的定义(17)(18)，但又呈现出诸多非本方言区的语言特征，从语言动态变化的角度看，在找到更合适的术语前，称为“城市准方言岛”是合适的。

　　就吴语区来看，最典型的“城市准方言岛”是杭州、苏州、上海。这三个大城市分别代表了宋室南渡以来北语对吴语“高层浸润”的三个时期。这三个城市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曾在某个历史时期有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并在政治、商业、文教等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对周边地区有强大的吸引力与控制力。

　　第一时期，南宋以杭州为中心形成的“杭州话”。宋室南渡后的短短三十年间（1127-1156），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杭州(19)，同时将汴洛一带的宋代通语官话带入杭州，直接覆盖了原先具有典型吴语特征的杭州话，产生了具有强烈官话色彩的杭州话，更靠着作为首都的影响力对杭州之外吴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盛益民对此已有详细梳理(20)，本文不赘。

　　第二时期，明清以苏州城市为中心形成的“苏州话”（本文所论）。本文所谓的“苏州城市”属于明清苏州府城所辖“苏州地区”，大致相当于1983年3月1日实行的“市管县”新体制下的“苏州市”属下的“苏州市区”，所谓“苏州话”主要指该范围内通行的方言。

　　第三时期，“鸦片战争”后以上海为中心形成的“上海市区方言”。在1843年开埠后，伴随着大量移民，上海方言先是受到周边吴语（主要是苏州和宁波）的大量渗透发生特征混杂，逐渐脱离了原本的松江话底层(21)，与周边吴语产生了显著区别(22)(23)。而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自发移民浪潮的减弱与“推普”政策的加强，普通话成为对上海市区方言最大的影响源。近来的一些社会语言学调查显示，这种影响正处于全面加速之中(24)。鉴于上海市区方言的形成过程与系统特征，石汝杰认为实际上上海市区已然成为一个“城市准方言岛”(25)。在新修订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上海方言甚至已从原本的苏沪嘉小片中独立出来，形成“上海小片”(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