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客我利相当，则客久存，我则久利!”——墨子《商之道》。始自1992年渐进性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增长奇迹”。其中，不乏依靠要素投入、贸易开放、基建扩张等刺激因素，中国得以获得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但不能忽视的是，以市场分割赢得GDP竞赛优势，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事实上，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呈现的“倒U型”关系(陆铭 等，2009)，也给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瞩目成就的圆洽性解读。通过设置区际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尽管分割市场可以驱动短期经济增长，但却是以国内市场规模不经济为代价，由此造成的负面后果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到长期抑制(陆铭，2017；郑毓盛 等，2003)，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质量难以获得根本提升(范子英 等，202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打破市场分割，构建更加一体化的国内市场，才能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李自若 等，2022)。“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指出，加速市场整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潜在动力。202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再次强调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质言之，深入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建设，消除制度藩篱，引导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区自由流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研判与推动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标志和重要途径。 对国内市场分割抑或整合特征事实的刻画，一个基本的学理逻辑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邻为壑”式市场分割政策的短期“占优策略”引诱下(吕越 等，2018)，国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思维风靡一时(付强，2017；Young，2000)，但伴随以制度创新、供给引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深入，边界壁垒效应逐步弱化，市场整合趋势不断提升(桂琦寒 等，200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市场加速建立(盛斌 等，2011)。在分割与增长关系的“U型”左侧，受到政府竞争激励(Qian et al.，1997)，通过保护、扶持辖区弱势企业，掌握自由裁量权等行政垄断政策，地方政府虽然可以获取短期收益增长(Poncet，2003)，但也造成高昂的跨区贸易成本，从而损害长期规模经济效应(孙博文 等，2018)。确切地讲，当市场分割高于“U型”阈值(右侧)时，分割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开始出现。对此，诸多文献从不同视角对市场分割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黄赜琳 等，2020；李斯嘉 等，2021)，同时也随之开始转向对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予以探究(黎文勇 等，2019；张跃 等，2021)。 现有市场分割文献所持普遍共识是，随着分割程度加剧，其对经济增长的阻滞作用愈发强烈，反之，市场一体化是确保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为了细致解释上述增长逻辑，部分文献将研究视域转向市场一体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范畴，并形成两类研究脉络：一种是，既有研究确认市场一体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陈庆江 等，2018；袁茜 等，2019)，并且与产业结构升级因素之间存在积极互补性(仝文涛 等，2019)。此外，另有文献强调市场一体化通过“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诱发产业集聚(范剑勇，2004；吴三忙 等，2010)，促进生产率提升(孙元元 等，2017)，有助于经济增长极培育(刘晨冉 等，2021)。如上所述，此类文献主要从“升级”和“集聚”两个视角探讨市场一体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具体指向于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和制造业动态集聚，但却共同忽略了考察市场一体化对服务业部门的作用机制及效应，即关注点在于揭示市场分割对有形商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内在机理，而未深入解析市场一体化影响服务业的逻辑过程(王许亮，20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在国民经济中的“稳定器”功能持续强化。理论上，市场一体化建设不仅可通过强化服务业契约与产权制度，构建服务业发展制度基础，而且也会促进服务业集聚演化和内部协作，从而提升服务业发展效率(张颖熙 等，2013)。然而，遗憾的是，现有文献极少讨论市场一体化影响服务业的效应与机制，而对服务业内部增长性部门的探索也未深入探究。当前，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旅游业不仅领跑“五大幸福产业”(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而且在促进需求端的消费增长、升级方面也效能显著，如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同年创造增加值为44989亿元，比上年增长8.47％，增速也高于第三产业增加值1.57个百分点。旅游业除具备强烈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之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消费现象，人们从事旅游活动亦能从中获得精神愉悦或文化体验(傅才武 等，2014；Prideaux，2005)，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陈晔 等，2017；Scott et al.，2013)，推动旅游业规模扩大和品质提升，对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进一步缓解其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旅游业作为制度敏感性部门(Bernini et al.，2021)，无论是需求侧旅游者空间流动趋势、强度，抑或供给端旅游要素配置结构、效率，均与市场分割问题息息相关。微观上，商品市场分割不仅削弱旅游者消费的多样化选择空间，也潜在侵蚀旅游消费者剩余。宏观上，行政区边界效应也制约了旅游业跨区要素配置。鉴于此，本文尝试回答，市场一体化能否促进旅游业规模扩张?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事实上，在我们目前视域范围内，鲜有文献提供能够洞悉市场一体化与旅游业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然而，对上述逻辑关系予以理论关切和实证研究，不仅可从市场一体化视角拓展旅游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为探寻旅游业增长提供一种新的动力来源认识，更重要的是，为及时构建市场一体化的服务业增长效应研究体系，充实市场一体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框架，提供来自现代旅游业部门的研究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