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自2011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的弊端暴露无遗。美国政界和经济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里根政府以来长期主导美国经济运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政坛上的两大阵营——以民主党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共和党为核心的保守主义阵营——相继走上了探索新的经济政策范式的道路，以解决制造业空心化给美国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带来的种种问题。民主党人提出了“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和“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共和党内的新保守派①则提出了“亲美产业政策”（pro-America industrial policy）和“国家发展主义”（National Developmentalism）的概念。尽管两大阵营的理念和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也表现出相当大程度的趋同性，延续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传统，即经济政策范式转型是两个全国性政党的主要派别逐渐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共识。 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范式转型已有一定的研究。前期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美国近三届政府的先进制造业战略的视角，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失能给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以及美国政府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重建制造业体系的尝试和美国经济政策范式的转向；②二是从拜登经济学或新华盛顿共识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经济战略转型和新经济范式的形成；③三是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角度，分析了美国产业政策的回归。④总体来看，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没有注意到保守主义阵营中新保守派的形成；对新保守派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尤其是新保守派对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产业政策的影响，亦无专文论述。本文将采用实证和政策分析法，在对新保守派代表性文献和美国政府文件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新保守派产业政策理念及其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产业政策发展趋势。 一、新保守派产业政策理念 新保守派由两大群体组成。一个群体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人物，以鲁比奥、万斯（James David Vance）、汤姆·科顿（Tom Cotton）、乔什·霍利（Josh Hawley）和托德·杨（Todd Young）等为代表，其中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鲁比奥更是旗帜性人物。另一个群体活跃在包括智库在内的思想界，以新兴智库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奥伦·卡斯、世界顶级科技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杂志创办人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 Krein）和历史学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等为代表。其中，美国指南针的创始人奥伦·卡斯是鲁比奥竞选连任参议员的经济政策顾问，同时担任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25项目》（Project 2025）之劳工政策部分的撰稿人；美国指南针的研究主管威尔斯·金（Wells King）是万斯和迈克·李（Mike Lee）担任参议员时的联合经济政策顾问，自2025年1月起进入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卡斯建立美国指南针的初衷就是改变美国人对经济学的看法，“对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⑤给予“非常有力的打击，确保它彻底崩溃”，从而实现“将右翼从自由市场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目标。⑥鲁比奥对美国指南针的建立及其政策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填补了保守派生态系统的空白。万斯也表示：“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制定出真正符合我国劳动人民利益的新经济议程，那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美国指南针，引者注）持续的辛勤工作和严谨的政策分析。”⑦《美国事务》杂志的创办者克莱因则被称作“特朗普的神童”（Trump's wunderkind）。他创建该杂志的目的是为了“探讨2016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此前未受到太多关注的问题”。⑧克莱因表示，《美国事务》杂志“并不效忠于特朗普总统，但肯定不会不支持他”。⑨《平板电脑》（Tablet）杂志认为《美国事务》的核心内容反映的是“一种深邃的、专业性强的新汉密尔顿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并称“迈克尔·林德、戴维·P.戈德曼（David P.Goldman）和克莱因本人都以各种形式倡导这一理念”。⑩克莱因还担任行业协会新美国工业联盟（New American Industrial Alliance）的会长兼政策主管，充当政府和产业界之间的联络人。上述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自2008年金融危机及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反思传统保守派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他们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产业政策思想，并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转型。奥伦·卡斯将这种转型称为“美国保守主义内部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自由主义者则将其称为“特朗普主义背后的经济理论”。(11)概括而言，上述新保守派产业政策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否定保守主义建制派的自由市场正统观念 新保守派认为，自里根总统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完全失去了保守主义的关键元素。20世纪80年代，由经济自由主义者、社会保守派和外交政策鹰派组成的联盟发起了里根革命，战胜了滞胀并赢得了冷战。但最终的结果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一个小集团掌控了大部分公共政策。他们与保守派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随着保守派经济思想的萎缩，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僵化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既无法区分市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也不愿承认市场可能造成的危害”。(12)最终结果就是，美国看起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强劲的整体经济增长、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改善的环境质量，以及长期的低通胀。这种对自由市场的盲目信仰的背后，是美国决策者的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人制造了什么，或者美国未来还能够制造什么，并不重要。如老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所言，“电脑芯片和薯片，有什么区别？”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Michael Strain）也在谈到美国能否再次成为制造业中心时表示，“我们做不到，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13) 在新保守派看来，上述政策理念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以及就业市场的急剧萎缩，给美国留下了“一个摇摇欲坠、根基被侵蚀、缺乏结构稳定性且正走向崩溃的社会”。在《曾经和未来的工人：美国工作复兴愿景》（以下简称《曾经和未来的工人》）一书中，卡斯提出，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在各个部门之间实现资源的良好配置，而政策制定者拥有可以支持那些因投资不足而遭受损失的重要行业的工具——卡斯将其称为“产业政策”。他断言，“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国家，不会是那些盲目效忠于市场的国家，而是那些能弄清楚还有哪些其他价值也需要被重视的国家。”卡斯坚信，美国只有创造出这样的条件，让高效雇佣美国劳动者成为获取利润最有吸引力的途径，美国经济才能“支撑起一个繁荣、自给自足且充满活力和增长动力的社会”。(14)克莱因也指出，“盲目遵循市场信号并不总能带来最佳效果，政府规划也并非走向奴役之路的第一步。事实上，健康的市场经济往往依赖于完善的政府规划，而完善的政府规划往往会强化私营部门。”从汉密尔顿的国家银行到林肯政府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从各种新政计划到国防部的研究经费，都证明了这一点。(15)克莱因主导的《美国事务》杂志也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表示，“我们希望不仅鼓励人们重新思考‘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推动美国政治更广泛的调整。”克莱因办刊的指导思想就是，“为那些认为近几十年来传统的意识形态范畴和政策方案已不再适用于解决我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和争论的人，提供一个论坛。”(16)这使《美国事务》杂志自创刊以来，就成为美国右翼和左翼倡导通过联邦公共政策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