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世界格局正经历日趋复杂深刻的变化，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复杂。特别是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关键技术和“卡脖子”环节等问题日益凸显。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科技制高点进行激烈角逐。而科技创新不仅是战略博弈的焦点，更是供应链高质量发展、优化升级的关键所在，也是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重中之重。处于跨国供应链上的中国企业如何应对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冲击，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现有文献对于不确定性的衡量主要是对国家层面整体的经济不确定性进行测度（黄卓等，2018；Baker et al.，2016；Jurado et al.，2015；Nagar et al.，2019），分析一国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对该国宏观经济（邱兆祥和刘远亮，2010；王义中和宋敏，2014；Bloom，2009）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顾夏铭等，2018；张成思和刘贯春，2018；Julio and Yook，2012）。尚未有研究分析不确定性在国际供应链上的跨国传导。由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度融合，处于国际供应链中的企业，不仅仅受到本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影响。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供应链企业不仅会受到中美之间不确定性的影响，其所面临的阻力和冲击还将沿着上下游渗透传导，对全球其他经济体和企业带来连锁反应。与本研究相关的另一支文献聚焦于供应链关系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些文献着重探讨了上下游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如何影响各参与主体的经营决策和财务表现，如客户重要性对供应商企业现金持有（底璐璐等，2020；Itzkowitz，2013）、客户企业盈余公告与供应商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Cho et al.，2020）、客户和供应商依赖度关系与避税行为（Cen et al.，2017）、减税激励与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蔡宏波等，2023）、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溢出效应（李青原等，2023）、客户数字化转型与供应商ESG表现（肖红军等，2024）、客户结构与供应商企业风险承担（Chen et al.，2022）以及产品范围调整（陈勇兵等，2023）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国家内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虽然部分学者也考察了全球价值链的构造和影响，如Blome et al.（2022）、Sharma et al.（2022）、吕越和邓利静（2020）、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祝坤福等（2022），但由于跨国供应链中微观企业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这些研究缺乏对具体的中美跨国供应链上企业的微观实证分析。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和投资不可逆性理论，随着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管理层出于对投资不可逆性的考量，更倾向于推迟投资决策（Bernanke，1983）。部分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投资和创新的抑制作用（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张成思和刘贯春，2018；Gulen and Ion，2016；Julio and Yook，2012）。在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提升下，企业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加剧，面对潜在的贸易壁垒、技术封锁等风险，以及可能进一步升级的贸易摩擦和经济制裁，出于风险规避动机，企业往往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优先保障现有业务运营和资金链安全，从而削减研发投入。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相较于一般投资，研发投资的调整成本更高，因而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下，研发策略的调整与其他投资行为表现出差异（Bloom et al.，2007）。不确定性显著提升时，研发活动和创新产出的预期价值将被扩大，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带来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孟庆斌和师倩，2017；顾夏铭等，2018）。Baker et al.（2016）进一步指出，不同来源和性质的不确定性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方向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一种外部性更强、具体性更高的冲击，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可能通过不同于国内不确定性的路径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因此，在具体的供应链关系中，跨国不确定性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创新行为，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本文基于70余万份美国上市公司的证券分析师报告和20余万份中国证券分析师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构建关于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指标，结合中美供应链上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的微观数据，分析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对于供应链上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上升显著抑制了中美供应链上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机制分析从投资不可逆性和企业融资条件变化的视角，对这种负向影响进行了解释。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其创新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而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产业政策支持等能够有效帮助中国企业迎难而上，缓解外部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消极影响。最后，本文还发现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长期价值具有持续的负向作用。 本文的研究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展了现有文献在经济政治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视角。现有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主要采用Baker et al.（2016）构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数侧重于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难以反映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情况。本文通过对中美分析师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国与国之间供应链不确定性指标，为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量化方法。第二，丰富了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国内不确定性对本国企业的影响，缺乏对跨国不确定性影响的深入探讨。本文利用更高颗粒度的中美两国供应链微观数据，分析了跨国不确定性对供应链上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角。第三，本文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当前中美关系仍是最重要且持续的国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源，持续对我国产业链安全和企业韧性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更有效的税收、财政和产业政策等手段，提升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推动创新升级，从而维护产业链安全并增强整体经济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