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处于加速重构期。现有观点认为，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势力入为阻断了国际分工，世界各国出于安全考量被迫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最终导致全球产业链陷入重构漩涡[1-3]。从现实逻辑来看，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是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推动力[4]，而2001年以来中美日益收窄的经济差距是美国打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原因[5]。中国经济崛起似乎是美国推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自然逻辑。然而，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何近期美国在对华加征关税的同时，也把关税大棒挥向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如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从学理逻辑来看，无论是基于李嘉图的相对效率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还是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的规模经济论，中美两国利用各自比较优势都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利[6]。与此同时，由于任何经贸关系的中断和重联都面临摩擦损耗，因而以安全为导向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必然会增加所有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交易成本。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理论[7]，全球产业链交易成本的增加同样会削弱美国的比较优势。既然如此，美国为何仍要倒行逆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美国推动下的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会产生哪些冲击？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典型特征：总体趋势及中国角色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的典型特征 全球产业链演变规律的深刻调整驱使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最终呈现“慢全球化”“再中心化”“超敏感性”三大特征。一是慢全球化。“慢全球化”表现为全球产业链仍朝着全球化的方向演进，但国际分工的外延空间明显收敛，纵深发展速度大幅放缓。21世纪初，无论从贸易的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来看，全球贸易均保持较高增速，全球贸易格局呈现“超级全球化”趋势。由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发现，2000-2007年全球出口贸易额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1.7%。然而，近年来，全球贸易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大幅收窄，2008-2013年全球出口贸易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跌至3.3%，2013-2024年进一步跌至0.7%。贸易是产业发展的表象，贸易的缓慢增长意味着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慢全球化”特征。二是再中心化。“再中心化”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枢纽国发生明显变化。21世纪初，全球产业链主要表现为“双极结构”特征，美国是整个亚太地区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枢纽国，而德国则是欧洲地区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枢纽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步从全球产业链网络的边缘跻身至核心枢纽位置。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产业链网络分裂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板块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板块，全球网络格局呈现“三足鼎立”之势[8]。不仅如此，中国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大价值环流之间承担了重要的枢纽功能[9]，并在亚洲板块发挥着引领作用。本文使用PageRank算法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测算发现，2023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度远超日本，网络中心度数值约为日本的4.5倍。三是超敏感性。“超敏感性”表现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市场主体对外部冲击出现了超敏反应，导致全球产业链韧性下降，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振幅显著增大。根据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测算方法及其最新结果[10]，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始终维持在历史高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25年3月激增至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为2000年同期的9.5倍。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上升导致全球经济预期转弱，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激增，最终导致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显著提升[11]。 （二）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典型特征 中国经济具备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在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同时，也深受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反作用影响。近年来，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呈现如下特征：第一，嵌入位置由产业链下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中国主要通过承担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全球产业链下游。随着工业体系的成熟和完备，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开始向上游延伸，突出表现为中间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稳步提升。由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发现，中间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由2001年的38%上升至2024年的47%。第二，嵌入模式由产品出海模式向产能出海模式演进。21世纪初，中国主要通过产品出海模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制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一方面，在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和新兴经济体加快产业替代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嵌入模式被迫转为产能出海模式，部分制造业企业被动外迁至东南亚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部分制造业企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具备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而选择主动在海外投资设厂。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24年末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存量达到3388.9亿美元，约为2013年末的8倍，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8%。大量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市场，2024年中国对欧盟的制造业投资存量达397.7亿美元，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存量达268.9亿美元，二者之和占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存量的约20%。第三，嵌入空间由全产业链远岸化向异质性产业链差异化转变。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主体致力于开拓更大范围的市场，因而产业链在自由贸易环境中通常呈现远岸化的发展趋势。当安全考量愈发重要时，市场主体不再单纯以效率为导向，产业链发展状态也将由远岸化转向近岸化。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链呈现近岸化趋势，但中低技术产业链仍然维持远岸化趋势。究其原因，与高技术产业链相比，中国中低技术产业链的比较优势更大，抗冲击能力更强，即便面临外部冲击仍维持远岸化趋势。相反，高技术产业链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弱势环节，近岸化发展契合安全驱动下中国市场主体以保障高技术产品稳供给为导向的现实逻辑。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及其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主导构建了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多边贸易体制。借助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优势，美国在过去8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主导着全球分工格局，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同时也为全球产业链注入新动力。21世纪初期的全球产业链整体上服从传统的效率主导型国际分工理论规律，即生产效率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主导因素。然而，近年来，世界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关注度急剧上升[12]，全球产业链演变遵循的一般规律已经由原来的效率主导型国际分工转向新形势下的安全和效率统筹型国际分工。从经济实力的相对比较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美经济差距明显缩小。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达到美国的77%。尽管近年来这一比重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65%左右。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似乎是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证据表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冲击有夸大之嫌。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现有研究认为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了美国劳动力市场[13]，但只是暂时性的影响，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整，来自中国的冲击会逐步消解[14]。与此同时，中国在相对劣势领域对世界前沿生产率的赶超，有助于提升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的社会福利[15]。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在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时，主要承担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甚至一度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16]，这似乎亦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全球产业链的霸权地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以来，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径已经不局限于对华贸易摩擦，而是面向全球加征高额关税。即便是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抑或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亲近美国的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也未能幸免。那么，美国推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