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优质生产要素，已然成为促进数实融合、驱动产业经济及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彭羽等，2022；何瑛等，2024）。开放条件下，数据因其非竞争性、零复制成本及零传输成本的特性，使其自由流动与开放共享呈现出倍增效应（王永进等，2024）。数据跨境流动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深刻变革全球经贸投资格局（CHANG等，2023；张先锋等，2024）的同时，也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OFDI）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资源整合应用动机凸显，OFDI区位选择已由东道国地理距离、贸易壁垒、营商环境、运营成本等传统因素考量转向数据资源整合开放、数据跨境流动便捷及数据应用开发、算法设计等东道国数据要素资源优势的比较（李潇和韩剑，2023）。同时，数据跨境流动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涉及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及国家主权等，各国出台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措施也不尽相同；少数国家基于数字安全或网络主权主张对FDI企业执行严苛的筛查程序、数据本地化措施及强制性技术转让，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尤其是数字型企业或以数据业务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决策部署及项目运营，加之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科技战、信息战迭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数字（据）壁垒日趋高筑。在此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披露等一系列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俨然成为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偏好的关键性考量因素（JIA等，2021；马述忠等，2023）。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数据资源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传统企业生产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影响到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结构调整，为企业“轻资产化”投资运营提供了生态土壤（陈银飞等，2022）；开放条件下，数字化程度高或拥有数据资源优势的OFDI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算法优势及数据赋能效应，对东道国、母国乃至第三国的要素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在推动OFDI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呈现出“轻资产”“重技术”的新型海外投资模式特征（Casella和Formenti，2018）。故此，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或可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区位偏好与投资轻量化）产生重要影响。 2021年商务部联合多部委印发的《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中明确提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标准制定；加快与东道国数字标准对接融合，推动我国数字标准走出去”。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更进一步提出，“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探索加入区域性国际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鼓励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与合作的新途径新模式”。鉴于当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已成为区域贸易协定（RTA）中数字贸易规则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以RTA条款文本信息为研究切入点，探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影响效应，不仅符合国家战略规划需求，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管理实践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外数字资源的整合应用亦极具理论研究价值。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规划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既有文献中关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经贸问题的影响效应研究多集中于纯粹的贸易问题或国际间企业并购决策，鲜有文献关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系统梳理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并利用中国与东道国已生效RTA中所包含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内容，构建深度、广度两类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其二，实现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决策的有效链接，用以更好地刻画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东道国引资效应。既有文献中围绕东道国开放性的数字贸易制度环境或良好基础设施产生的FDI引资效应研究多有累积，但系统探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企业微观主体海外投资布局影响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海外投资结构调整（轻量化）的文献更为鲜见。本文利用中国企业OFDI微观数据，在传统研究区位选择偏好基础上进一步聚焦OFDI投资结构“轻量化”特征，以期更好地呈现数字经济时代开放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布局的结构性影响特征及效果。其三，指标测度方面，现有文献关于企业OFDI海外投资布局的指标测度多为针对特定区位的投资倾向性、投资额、投资国别数或是OFDI二元边际。考虑到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国别分布多样，单一国别投资事件连续（包括新进投资和追加投资），为更好地反映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微观主体针对特定区位的海外投资布局特点，本文采用观测期内企业海外投资事件中针对特定国家的投资事件数量占比及投资金额占比作为OFDI海外投资布局特征（区位偏好与投资“轻量化”）的重要测度指标。 二、文献综述 1.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经贸影响效应 现有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开放性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如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性本地化等会借助贸易成本效应及创新效应等对双边数字贸易（Ferracane和Marel，2021；周念利和陈寰琦，2020）、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侯俊军等，2023）、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殷凤等，2023）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限制性或严苛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则会借助服务贸易成本的提升对双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胡宗彪等，2024；Marel和Ferracane，2021）。此外，也有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跨境流动及国际协调有助于各国福利的提升（彭羽等，2022），区域内数据跨境流动对非成员国的影响则与数据的规模报酬直接相关（王永进等，2024）。与国际直接投资（FDI）相关的研究则多集中于跨国并购领域，如东道国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通过数据孤岛效应、算法逆向披露风险及技术门槛对企业跨国并购产生抑制作用（彭晴等，2024）。基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经验分析同样显示，GDPR颁布实施对信息技术行业风险投资及电商企业跨国并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JIA等，2021；马述忠等，2023）。相对而言，直接聚焦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文献较少，尤其是基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OFDI）的经验分析更为鲜见。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深度、广度）视角出发，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规划及行为决策的相关研究亟需深化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