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有着重大意义。多年来,在政策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在百年变局加速复杂演进的背景下,不同的货币国际化指标呈现出差异。本文深入研究中美战略竞争对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变迁的影响,并系统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可操作化指标进行量化评估。研究发现,中美战略竞争对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影响显著,且从包容性竞争向对抗性竞争的转换产生了更大的负向影响。文章认为,美国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政策手段全方位压制了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崛起。这一理论分析和量化评估深化了对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变迁的理解,提出的政策建议对我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数据表明,2009年全球持有人民币储备的国家数量为0。到2010年,只有一个亚洲国家——马来西亚开始持有人民币储备。2011年,持有人民币储备的国家增至5个,分别为马来西亚、柬埔寨、智利、挪威和尼日利亚,且持有国家的分布开始从亚洲扩展至全球。随着时间推移,选择持有人民币储备的国家逐渐增多,尤其在2016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新增了14个持有国家,出现了一波“人民币持有潮”。然而,在随后的年份中,尽管持有人民币储备的国家总数继续上升,新增国家的数量却呈现下降趋势(参见图2)。即使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也未如市场预期般出现人民币持有国家数量显著增加的趋势。截至2023年12月,全球共有69个国家持有人民币储备,分布在亚洲(18个)、欧洲(24个)、非洲(15个)、拉丁美洲(8个)和大洋洲(4个)。⑤这表明,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但其扩展的势头已经减缓。 作为各国中央银行重要决策的结果,人民币储备份额的快速上升、持有国家数量的显著增加以及地域空间的全球扩展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推进。然而,经过10余年后,全球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储备的份额却出现了逆转趋势,持有国的增量以及全球扩展势头也在减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以往“金融市场不发达”和“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主流经济学解释已无法全面解释这一现象,亟需引入新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⑥ 中美战略竞争的演进在这一时期对各领域与各层次的国际互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对于奥巴马时期强调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包容性竞争关系,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战略,通过激进的单边主义政策将竞争行为转向具有极强对抗性的战略竞争。2021年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继承特朗普对中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纠偏特朗普单边主义外交方针,推出“投资、结盟和竞争”的对华战略方针,通过对内投资增强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力,对外重建联盟和伙伴关系,继续推动中美竞争向对抗性战略竞争演进。⑦中美战略竞争从包容性竞争向对抗性竞争的演进,尤其拜登政府重建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实践,塑造了第三方国家对中美关系的动态认知及其对自身在双边关系中的外交和战略定位,⑧进而对其中央银行是否选择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体系层次的变量,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的变迁?其内在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在全球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亟待深入研究和解答。
既有研究对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已有诸多探讨。经济学类研究主要测算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区域金融合作、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因素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并分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等。⑨政治经济学视角主要分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政治经济逻辑。一些学者通过考察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崛起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政策逻辑及其效果。⑩在此基础上,另有学者聚焦于国际货币带来的国内经济社会成本,以及调节成本所需的政治安排,构建更为综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阐释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影响因素。(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