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4年12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目前中国的经济受到包括国内重点领域和国际经济金融外部环境的双重不确定性风险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以上风险因素、熨平经济波动，我们需要充分估计国内外因素叠加带来的双重经济不确定性。事实上，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大量研究已经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测度指标，对就业与产出（Bloom，2009）、投资决策（王义中和宋敏，2014）、居民消费（Bansal和Yaron，200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Aastveit等，2017）等宏观经济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全球经济的共振效应日趋加强，均使得宏观经济不仅受到本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经济不确定风险的溢出影响。因此，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内外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以及评估其对宏观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以及经济金融风险的预测预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文献提出了多种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例如，Bloom等（2009）、Gilchrist等（2014）借助股票收益率反映经济不确定性；Bekaert等（2013）和Caggiano等（2014）将芝加哥期权交易波动率指数（VIX）作为代理变量测度宏观经济不确定性；Baker等（2016）基于文本数据信息构造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Jurado等（2015）、Huang等（2018）构建动态因子模型，提取经济活动中不可预测部分的条件波动率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Berger等（2016）使用具有随机波动率的动态因子模型对经合组织国家数据进行建模，估计了全球产出增长不确定性；Mumtaz和Theodoridis（2017）沿用这一思路从全球和国家两个维度提取11个经合组织国家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成分，观测其时变效应以及对宏观变量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王义中和宋敏，2014；黄卓等，2018；王博等，2019；王霞和郑挺国，2020；郑挺国等，2023）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上（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鲁晓东和刘京军，2017；陈启斐等，2021）不断探索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有益的成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效的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指标。 上述不确定性测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即对某个特定国家的不确定性予以测度。事实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使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呈现出明显的国际溢出效应（Carrière-Swallow和Céspedes，2013；Huang等，2018；李志阳，2020）。特别地，全球性的大危机往往会对世界各经济体产生明显的共同影响，这使得各个经济体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存在一定的共同部分。为了刻画全球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Berger等（2016）、Mumtaz和Theodoridis（2017）、Ozturk等（2018）等文献尝试基于多个国家宏观经济指标提取全球共同因子的波动，将其作为全球层面的经济不确定性度量指标，发现全球不确定性冲击在解释宏观变量波动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效果。此外，近年来政治文化同源或地理毗邻的国家开始不断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从而产生宏观经济波动的联动性。其中作为典型代表的欧洲，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金融共振以及波动溢出效应（Bernal等，2016）。区域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也促使学者对其测度方式进行研究，其中主流的三种方式是利用区域VIX作为代理变量（Naifar等，2017）、使用新闻或搜索指数等文本类数据进行文本建模（Ozili，2021）以及利用动态因子建模（Mumtaz和Musso，2021；Caggiano和Castelnuovo，2023）。由于不同来源的经济不确定性在影响范围、程度以及持久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深化不确定性的测度层次，即在全球、区域、国家三个层面上测度经济不确定性，可以更精确识别宏观经济风险来源，为政策搭配与协调提供重要启示。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借助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据，参照Mumtaz和Musso（2021），采用具有时变因子载荷和随机波动率的动态因子模型，提取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具体而言，本文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重要经济体2005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提取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通过方差分解考察不同不确定性成分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时变冲击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全球、区域和国家不确定性的存在性以及重要影响。其中，全球不确定性捕获了全球性大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共同影响，欧洲经济更多地受到区域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受全球不确定性、区域不确定性和国家不确定性的综合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风险持续增加、内部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经济不确定性既有国际风险因素，又叠加了国内风险。为了稳定预期和经济增长，中国一方面应当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区域之间沟通，共同应对区域风险；另一方面应当持续有效落实中央稳预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切实扭转对经济的观望和不确定性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