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彰显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推进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战略决策。海南作为我国第一个被赋予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使命的省份，不仅要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同时还肩负着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先试的重任[1]。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国现行产业体系已显现出多方面的问题，亟待变革调整。海南自贸港地处经济“双循环”交汇点，是中国经济接轨世界的重要枢纽，其产业体系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帮助我国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因此，海南自贸港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进而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新一轮整合中占据更多主导权，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2-3]。近年来，自贸港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海南自贸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新高地”，聚焦“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围绕“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通过“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不断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营商环境法治化、便利化与国际化，进而吸引市场主体与全球资源要素加速聚集，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基础[4-5]，已逐步形成在组织、生产、流通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学者从低空经济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等角度研究海南自贸港相关产业的发展问题，发现海南自贸港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政策及资源禀赋优势，但仍面临创新能力偏低、监管机制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产业发展桎梏[6-7]。 综上所述，虽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自贸港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鲜有文献对海南自贸港产业升级的时空异质性及其驱动机理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文立足自贸港产业体系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在评估其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深度刻画与分析海南产业升级的时空异质性，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从“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角度，探讨限制海南产业升级的掣肘因素，进而为推动自贸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同时使用省级与市县级层面数据进行机理论证，两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分析结果更为稳健可靠。第二，使用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等分析方法探讨海南产业升级的时空异质性及其驱动机理，为探索各市县差异化的提升路径提供依据。 二、机理、方法与数据 （一）作用机理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自贸港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通过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重塑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这种变革本质上是发展范式的转型——从依赖“后发优势”的追赶型增长路径，转向以“先发塑造”为特征的引领型发展范式；其不仅重构了区域经济版图，更在制度创新、开放层级、要素配置等方面形成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一是自贸港特有的制度安排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零关税、简税制等突破性制度安排创造了显著的制度势能差，这种由政策梯度效应形成的比较优势，不仅能重构生产要素的报酬分配结构，系统性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能有效引导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向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集聚，进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8]。 二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引发产业生态链式反应。“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监管模式有效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进口竞争压力与企业学习效应的双重作用下，推动本土企业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清晰路径逐步演进。同时，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突破服务业开放瓶颈，叠加国际先进管理模式与技术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双螺旋”上升结构。这种“开放倒逼”机制最终促使产业升级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创新，为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提供了优质土壤[9]。 三是要素流动自由化便利化重构产业创新模式。自贸港通过系统性破除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使技术创新从线性模式转向网络化协同，形成具有自贸港特征的创新生态，推动产业升级路径从依赖单一技术突破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系统工程[10]。 四是制度创新外溢激发产业升级新动能。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市场主体准入、准营、准出门槛，事中事后监管体系重塑市场运行规则，这些制度创新产生的正外部性，使企业将更多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而非制度博弈。当政策创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振时，自贸港便从政策高地转化为创新策源地，最终实现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范式转换[8-9]。 （二）研究区域与方法 1.研究区域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标志着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始全面实施，实施范围为海南全岛。建设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主导的“4+3+3”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海南自贸港的重要发展目标，但这与当前海南产业基础薄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现实状况还存在较大差距。考虑到三沙市在城市功能等方面的特殊性，本文将海南省除三沙市以外的其余18市县作为主要研究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