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演进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嵌入国际经贸规则的背景下，发展绿色贸易已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必选项。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清洁竞争法案（CCA）、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EAP）等刚性政策持续抬高国际贸易绿色门槛，叠加日益强烈的消费者绿色偏好冲击，传统以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为代价的出口模式正遭遇严峻挑战。中国作为全球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亟待加速推进制造企业出口的绿色转型，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中国“绿色能量”。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应对贸易绿色化趋势”；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贸易”；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绿色贸易新增长点”。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实现全球绿色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不仅关乎国家低碳转型的战略安全，更是抢占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培育外贸绿色竞争新优势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制造企业绿色出口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将环境约束内化为绿色贸易竞争力，实现生态效益与外贸增长的动态协同？破解这一困境，亟需超越末端治理的产业范式创新。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服务型制造作为新时代产业融合背景下一场跨产业、跨领域、跨场景、跨产品和跨学科的产业生态与产业范式变革，为这一困局提供了突破性思路（刘树龙等，2024）。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型制造，服务型制造通过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系统性变革，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促使企业的主要经营模式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戴魁早等，2025；田洪刚等，2025）。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服务型制造的企业绩效（张峰等，2021；王玉燕和姬含笑，2023），却鲜少系统解构服务型制造如何推动制造企业出口绿色转型，重构国际贸易的“绿色基因”。事实上，一方面，服务型制造强调“绿色服务+制造”的融合，通过绿色设计引领、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绿色供应链协同等方式，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有效降低贸易品的隐含碳强度，助力企业生产出更符合绿色贸易标准的产品；另一方面，服务型制造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能够引导制造业企业以产需互动为导向，借助用户深度参与的价值交互机制，实时捕捉并内化终端消费者的绿色诉求，驱动低碳化、优质化和绿色化的精准供给创新，促进绿色消费需求和绿色产品供给的深度融合。鉴于此，在加速构建绿色贸易体系背景下，系统研究服务型制造对绿色贸易的影响及机制，并据此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企业出口绿色转型路径，已成为当前中国服务型制造政策、贸易绿色化转型实践及相关学术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为服务型制造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Vandermerwe和Rada（1988）开创性地提出“制造业服务化”概念，主张从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由此引发学界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广泛研究。然而，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是发生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均未充分发展的特定情境下，为区别于西方基于成熟产业的“制造业服务化”概念，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服务型制造”，强调立足制造业根基，实现制造和服务协同、融合发展，而非脱离实体制造转向纯服务化（刘树龙等，2024；张建华和詹闻喆，2025）。近年来，学术界在制造企业转型发展的场景下围绕服务型制造的经济效应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从企业层面评估服务型制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学者们认为服务型制造通过将传统产品制造与高附加值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从“物理产品输出”向“服务化价值创造”跃迁，从根本上重构了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王璧等，2023；田洪刚等，2025）。这种价值创造逻辑的转变有助于制造企业突破生产制造的业务边界，构筑差异化竞争优势（王玉燕和姬含笑，2023），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祝树金等，2021），延伸企业价值链，形成新的价值增长点（李刚等，2009），最终实现企业价值创新、增值与企业绩效提升（张峰，2021；王璧等，2023）。二是从产业层面分析服务型制造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服务型制造强调以制造业为根基，通过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促进专业化分工和精细化协作的升级，催生面向集成解决方案、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的新兴产业形态（刘树龙等，2024）。这一新产业形态带动生产管理模式与制造模式的系统性变革，提升制造业效率（郭然和原毅军，2020），帮助传统制造业跨越价值低谷，占据“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环节，加速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的转型升级（王玉辉和原毅军，2016），实现制造业贸易网络地位与全球价值链位势重塑（刘斌和赵晓斐，2020；张红霞等，2025）。 第二类为绿色贸易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随着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绿色贸易逐渐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官方文件和学术界尚未对绿色贸易概念和内涵的界定达成统一。广义上看，绿色贸易强调在贸易活动过程中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既包括贸易对象的绿色化，即绿色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也包括贸易流程的绿色化，即研发、采购、制造、物流、营销等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绿色低碳转型（UN和WTO，2018；商务部研究院绿色经贸合作研究中心，2022）；狭义上看，绿色贸易是指在产品贸易中防止由于贸易活动而威胁自然环境及对人类健康产生损害，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涵盖服务贸易、气候友好商品贸易和环境商品等（Sauvage，2014；韩剑等，2024）。本文聚焦狭义的绿色贸易，围绕企业层面绿色产品的出口展开研究。在绿色贸易的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基于国际贸易协定中环境规则视角探讨贸易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及其异质性特征（Brandi等，2020；戴翔和马皓巍，2024），以及环境规则治理深化等（韩剑等，2024）对绿色贸易的促进作用。部分研究基于政策研究视角评估绿色经济政策对绿色贸易的影响，主要包括碳排放交易政策（万煊和王俊，2022）、清洁生产标准政策（周沂等，2022）、绿色信贷政策（韩国高等，202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蒋灵多等，2024）以及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张兵兵等，2024）等。此外，少量文献从技术创新（Glachant等，2013）、贸易自由化（Demelo和Solleder，2020）、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王梦颖和张诚，2023）、市场绿色需求（彭水军等，2024）等视角，考察其对绿色贸易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