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为如期实现这一系列目标，亟须构建和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于2022年12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案（2023-2025年）》强调通过“积极引进境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推动绿色技术“引进来”，旨在“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从微观经济效应的视角，外资、外贸等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方式通过开放的市场机制培育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绿色竞争水平，助力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切换。从宏观经济效应的视角，外资、外贸引致和推动的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对标国际先进的绿色低碳生产工艺与产品标准，打破阻碍内外贸一体化的绿色标准壁垒。 出口贸易是企业学习、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途径之一（李兵等，2016）。现有文献对出口贸易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通常忽视出口模式差异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毛其淋和杨琦，2024）。根据企业是使用自身资源还是依赖贸易中介开展出口，企业的出口模式可以分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两类（Ahn等，2011）。与间接出口企业相比，直接出口企业与国际市场的企业和消费者互动更多，学习效应更强（Yasar，2015）。这类互动是企业外部知识的重要来源，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冼国明和明秀南，2018）。 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数字经济叠加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特征、竞争格局及规制环境等来自企业外部的信息构成了一类重要的创新资源。此类资源可能对出口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发达国家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环保品质要求，倒逼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张杰和郑文平，2017）。此外，Kong等（2022）、沈坤荣等（2023）的研究证实了信息在数字化时代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性，然而他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互联网和网络基础设施带来的信息可得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外资、外贸等信息获取途径的海外市场信息可得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待考察。基于出口模式的视角，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企业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外部信息获取能力与不同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从环保信息和信息可得性的角度，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出口模式和海外市场信息可得性是否为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基于典型事实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然后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创新与进出口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系统验证。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将出口贸易创新效应的研究拓展为出口模式选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信息可得性影响企业创新的角度对出口模式选择的“出口学习”效应开展了深入研究。第二，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在Melitz和Redding（2014）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纳入Bustos（2011）的技术选择模型和Ahn等（2011）的出口模式选择模型，运用数理分析系统梳理了出口模式选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第三，研究内容方面，在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揭示了国内环境规制、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市场发展等影响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机制与内在规律，丰富了出口贸易和企业技术创新文献体系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出口贸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出口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制和效果具有复杂性。一类文献表明，出口能促进企业创新（De Loecker，2007；Silva等，2012）。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获取国外消费市场对产品质量、安全、环保的需求信息（张杰和郑文平，2017），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崔静波等，2021），进而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李兵等，2016）。国际市场出口需求增加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侯欣裕和陈璐瑶，2021；何欢浪等，2023），且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武力超等，2022）。另一类文献则表明，出口可能会抑制企业创新。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价值链对我国企业实施“俘获”或“低端锁定”（张杰和郑文平，2017；吕越等，2018），显著抑制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尤其是规模较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更容易受到出口行为的负面冲击（康志勇，2011）。此外，也有研究者发现，出口活动虽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的数量增加，但创新的质量则有所下降（吴朝阳和陈雅，2020）。 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是企业开展出口贸易的两种典型模式。贸易中介具有“稳外贸”功能（铁瑛和刘逸群，2021），能推动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蒋晟和贺灿飞，2022），在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部分文献聚焦于两种出口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与间接出口相比，直接出口可以提高企业的加成率（诸竹君等，2019）和出口产品质量（黎绍凯和朱文涛，2020），减小企业的生存风险（葛新庭和谢建国，2022）。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变为直接出口能增加自身创新数量和提高其质量及效率（毛其淋和杨琦，2024）。也有大量的文献关注了企业出口模式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均具有“出口学习”效应，并且直接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Bai等，2017；刘卉，2023）。国内企业通过成为直接出口企业的供应商而实现间接出口，也能提升自身生产率（包群和廖赛男，2023）。与此同时，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出口模式选择的“自选择”效应，即拥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往往选择直接出口（Ahn等，2011；Bai等，2017；王永进和冯笑，2019）。基于国际贸易经典文献（Melitz，2003；Helpman等，2004；Ahn等，2011）和上述文献对出口规律的进一步揭示，本文给出间接出口与直接出口在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内的位置，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