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企业创新已从微观组织行为跃升为国家竞争优势重构的战略支点。创新的本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突破生产的可能性边界(Croitoru and Schumpeter，2008)，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持续投入，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效率。骨干员工作为企业技术转化的核心载体，承担着企业创新网络重要枢纽的角色，促进了知识要素的协同整合(Bradley et al.，2017)，其创新效能直接决定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构建能力(Chang et al.，2015；姜英兵和于雅萍，2017)。然而，随着知识经济范式不断演进，企业创新活动的高成本、高风险、路径依赖特征与人力资本不可缔约性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激励制度成为调和创新价值分配矛盾的核心手段。因此，通过激励契约的再设计，实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收益可缔约化，有效激活人力资本的创新势能，不仅是企业突破创新困境的关键路径，更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微观制度基础。 激励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动态匹配，在中国独特的转型经济背景及文化情境之中，员工需求结构受多重因素影响，既与员工个体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又受制于宏观经济形势、社会生存压力及企业核心战略目标(陈冬华等，2015)。面对复杂多变的激励情境，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的创新必须经受制度环境适配性与员工需求动态演进的双重检验。在此背景下，单纯依靠传统的激励手段，如薪酬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已难以全面满足日益多元化的激励需求(Kruse，1992；Kim and Ouimet，2014)。因此，企业需要根据激励情境和激励群体特征积极调整其激励范式，构建适应人力资本特性的柔性激励制度，充分释放员工的创新潜能。 在当前住房、医疗等结构性生活负担下，员工普遍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2024年全球人才趋势报告》显示，2023年亚洲地区有高达83％的员工感到倦怠，其中首要原因是生活成本危机和财务压力。事实上，财务焦虑情绪会严重削弱员工专注力及思考能力，进而挤占其原本可以投入到创新性工作中的认知资源(Kaur et al.，2025)。同时，员工也愈发重视信任与公平感，47％的中国员工认为企业“未兑现承诺”会降低其信任水平，而31％的中国员工将“薪资公平与就业保障”视为关键的留任驱动力。这促使企业必须正视员工的现实财务困境，探索更有效的激励制度以提升员工满意度和积极性，缓解其工作倦怠。 正是在这种激励情境与员工需求的驱动下，骨干员工财务资助计划作为一种创新性制度设计提供了更适配的解决方案，近年来在实务界中被频繁应用，逐渐成为企业员工激励策略的补充甚至替代方案，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骨干员工财务资助计划是专门针对关键岗位的核心技术员工或有突出贡献的骨干员工群体(不包含管理层)设置的现金借款制度，该制度聚焦员工的实际生活需求，主要用于解决员工在首套购房、购车和紧急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典型实施方式是由企业设立专项资金池，向满足预设绩效门槛、服务年限等条件的核心技术员工等提供财务借款。该机制通常包含利息优惠或附条件豁免条款，如继续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及达到相应业绩要求，并在事前合同中明确规定还款时限、利息模式及关联的工作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缓解骨干员工的财务压力，提升其工作稳定性与满意度，进而强化企业吸引、留住关键创新人才的能力，并有效激励员工的创新投入与研发绩效。 骨干员工财务资助计划主要通过优化人力资本技能结构、提升员工创新努力程度、改善企业研发融资条件实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①该制度的资助对象主要聚焦核心技术人员或有突出贡献的骨干员工等关键创新型员工群体。对内而言，这一机制以明确的资格标准为导向，驱动现有人才主动提升技能水平以达标；对外而言，则依托重视人才、慷慨可靠的企业形象塑造，传递组织对高技能人才的重视信号，显著增强人才吸引力(Cable and Turban，2003)。这种内驱外引的协同作用能够有效推动企业人力资本技能结构优化调整。②该制度设置分层级的绩效门槛与资助待遇。在申请阶段，将资助的资格和额度与骨干员工的绩效相对应，从而建立财务支持与创新绩效的直接关联，激励员工为争取更高额度资助而不断更新优化其创新成果。在员工获得借款后，该制度通过约束与激励的双重路径驱动员工持续创新行为。一方面，其附带的持续绩效条件形成履约压力，督促员工在借款期内保持合规的创新表现以规避潜在损失；另一方面，通过解决员工首套住房等刚性生活需求，缓解员工财务焦虑、释放其认知资源(Kaur et al.，2025)，并借此触发深度组织认同，从而激发员工回报组织、投身长期创新的内在动机。通过以上多重维度的作用，骨干员工财务资助计划将人力资本的不可缔约性转化为稳定的履约承诺(Chang et al.，2015)，进而提升骨干员工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意愿与努力程度。③该制度将资源倾斜至员工基本生活需求，彰显出企业超越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员工关怀倾向。这种具有利他色彩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塑造了企业在行业与社会公众中的积极形象，积累道德与声誉资本(Francis et al.，2019)。这一信号能够降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同时，房产作为关键生活要素形成的隐性抵押机制，能够增强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组织稳定性、人力资本质量及可持续经营的正向预期，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活动获取外部资源的难度，提升企业应对外部融资环境震荡的能力(郑志刚等，2021；吴凡等，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