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并将其作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战略举措。长期以来，“行政区经济”范式下的竞争格局严重制约着要素资源在供应链上的有效配置和商品服务自由流通。企业选择供应商和拓展客户群体范围往往受到制度性行为和地理距离因素的制约(李万利等，2023)，难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成为政产学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政府积累了海量且高价值的公共数据要素资源。持续推进数据要素开放与高效流通，有利于微观企业提升效率，共享数字中国发展红利(彭远怀，2023)。作为中国首个大规模促进公共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尝试，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在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引领和赋能作用(方锦程等，2023；蓝发钦等，2024)，被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彭远怀和胡军，2024)。因此，如何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打破区域间封闭性和孤立性，推动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与高效配置，已成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重塑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命题。 供应链配置的本质是企业间交易模式的选择(王钟阳和唐松，2024)。由于传统交易存在信息摩擦和市场壁垒，供应链资源转换成本较高，部分高质量潜在供应商和客户难以被整合到企业供应链网络中(李青原等，2023)。公共数据开放凭借其正外部性与社会治理属性，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在更大范围释放，提升政府数字治理效能，加快形成公平竞争和司法保障的营商环境(方锦程等，2023)。随着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和完善，政企间信息透明度提高，能大幅降低企业购销过程中面临的制度交易成本(彭远怀和胡军，2024)，助力企业重塑经济活动地理新布局。此外，公共数据开放推动政府政务信息、市场信息和行业信息以集约化的方式公开共享，促使需求方一站式获取大量结构化与多来源数据，有利于解决传统生产活动中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引导要素资源流向供应链效率较高的环节和部门。因此，在企业间产品要素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有必要探讨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打破地理距离约束，促进企业与更远距离的供应链合作，实现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公共数据开放政策相呼应，既有文献大多以企业或城市整体作为公共数据开放的主要受益者，讨论了公共数据开放在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黄先海和虞柳明，2023)、降低城投债发行利差(欧阳伊玲等，2024)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锦程等，2023)等方面的宏观经济效应。也有文献认为，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促进数据要素融入微观企业生产体系，改善企业信息环境，降低审计收费(潘俊等，2023)、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陈艳利和蒋琪，2024)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彭远怀，2023)。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在地理分布层面优化供应商选择或扩大客户群体范围，进而实现要素资源与产品服务在不同区域流动的经济作用。与此同时，现有关于供应链合作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聚焦交通基础设施(陈胜蓝和刘晓玲，2020)、行业竞争(Larkin，2021)以及CEO变更(Intintoli et al.，2017)。鲜有文献从政府推动下的数据要素赋能视角，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地理布局的影响及其差异化作用机理。虽有文献涉及数字化转型等数字变革在优化企业供应链布局方面的显著作用(李万利等，2023；巫强和姚雨秀，2023)，但数字化转型和数据要素在企业经济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存在本质差异，且目前数字化转型在度量中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难以准确衡量。 在中国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共享的大趋势下，引导微观企业跨越地理边界拓展商业活动范围，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市场机会和异质性资源，是基于我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该问题不仅关乎微观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还关系到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战略目标。由此，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堆叠双重差分(Stacked DID，后文简称堆叠DID)模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的影响，揭示其对供应商选择和客户群体获取的差异化作用路径，以及对企业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效果。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供应链地理布局视角，将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拓展了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投资决策、生产效率及技术创新等角度考察公共数据开放的微观经济后果(彭远怀和胡军，2024；陈艳利和蒋琪，2024；沈坤荣和林剑威，2025)。鲜有文献基于供应链视角，关注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商和客户地理布局的影响，更缺乏对其差异化作用机理的讨论。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要素资源和市场容量有限的背景下，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拓展企业供应链地理布局值得关注。本文构建堆叠DID模型，将政府上线公共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识别了公共数据开放赋能企业供应链地理布局的净效应，有利于从供应链层面丰富公共数据开放的应用场景。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能有效缓解因使用数据要素和数字化转型等代理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第二，基于公共数据开放存在的技术扩散和公共价值属性，探讨了其对企业供应商选择和客户范围拓展的差异化作用机理，为理解和探究企业供应链决策问题提供了新框架。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基于企业在供应链合作中的不同地位，创新地搭建了公共数据开放→双重逻辑→供应链地理布局的机制传导路线，分别从供应商范围选择和客户群体获取两方面，深入挖掘公共数据开放重塑企业供应链布局的细分路径差异。从供应商范围选择逻辑看，公共数据开放推动了企业层面数字技术渗透和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为其跨越地域范围约束寻求供应商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客户群体获取逻辑看，政府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有利于改善地区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助力企业吸引更大地域范围的客户群体。这既延伸了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又为企业供应链布局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本文在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供应链地理布局影响的基础上，围绕供应链依赖程度和市场竞争地位展开异质性分析，充分佐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优化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的作用边界和最优条件，进一步将研究问题由初步的是否开放延伸至关键的如何开放。与此同时，本文还深入剖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协作效率和交易成本，充分佐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供应链资源配置优势。这为各地区通过充分实施数据开放创新，盘活“沉睡”的数据资源，助力企业突破地理距离约束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畅通要素流动和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