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129。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承载着共同体成员关于自身归属的认同情愫和价值理念，是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积淀而成的相对稳定的意义世界和赓续发展的文化世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文化符号是代表中华文化突出特性的集中表达，用以传递民族团结的重要信息，彰显民族发展的文化底蕴，与中华文化符号属于同一性的意义表达。在民族情境下，共同体成员对“我们是谁”的身份探寻和追问循环往复，与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同步的文化符号记录并回应了各族成员对共同体身份的探寻历程，强调了建构共有精神家园来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性。职是之故，以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巩固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不容忽视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在中华文明的底色渲染下，做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符号学阐释和符号化表达是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根基和身份归属的重要线索，也是确立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定位，“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与“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2]的关键所在。 一、意义的生产：以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 意义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产物。长期以来，中西哲学都关注着对人类命运的意义追问和探索，儒释道作为中国哲学的主体内容，构建了中华民族长久生活其中的意义世界，影响并塑造着民众的精神生活，基于不同立场从“仁爱”“自然无为”等角度为人们感知外界、实现自我提供了基本方式和意义支撑[3]。西方哲学对意义问题的关注立足于对物质本原的追问和对抽象观念的论证，一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视意义世界为自我意识和理性诸阶段的归宿，“精神就是实在的意义世界本身”[4]。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义问题的关注和思索立足唯物主义立场并通过共产主义理论予以表达。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185，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537，体验到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哲学层面对意义问题的探讨较多关注本体论，而符号学则直接面向意义问题本身[6]，将人喻为符号动物，认为“人类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意义携带形式(meaning-bearing forms)的世界”[7]1。在符号建构起来的意义网络中，符号学就是意义学[8]3，意义也必须由符号承载、传播和交流。在中华民族语境下，以中华文明为资源支撑的中华文化符号携带着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精神意义，通过将情感和意义固着于象征物并以可感知的形式予以呈现，可以用于思想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进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和谐社会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意义的生产构成了文化符号形成过程的起始环节和表征系统运作的前提基础。精神家园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栖息之地和人的存在的精神容器”[9]，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共同的思想文化、民族气质和精神纲领为各族成员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提供终极的价值支撑和神圣的意义归属。追问意义“就是赋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属于’谁的一种认知的东西”[10]3，包含着各族成员身份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的获得和巩固，这也就构成了精神家园的思想内核。正因为人们的精神追求是无限且递进的，决定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层次性和境界性，需要借助符号表征回应人们的意义追问，借助文化样式和符号载体表达各族成员对大一统理念的价值追求。一言以蔽之，寻找意义是人存在于当下的基本方式，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包含了成员个体对共同体建设的思索和追问，而符号作为表达和解释意义的独有方式[8]9，可以用来分析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建构问题。以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彰显了人对自身存在本质的自觉意识和对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确证，体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念下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积极尝试，借以文化符号体系中意义的生产和呈现来充盈精神家园，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概念和价值作用给予符号学阐释和符号化表达，回应各族成员的意义追问，能够扩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范围，实现“我”到“我们”的集体思维养成。 二、文化符号作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成机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情境下，文化符号是各民族交往实践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可视形态。作为功能性和工具性的现实存在，文化符号具有“将经验形式化并通过这种形式将经验客观地呈现出来以供人们观照、逻辑直觉、认识和理解的重大功能”[11]147，是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体化和形象化的载体媒介，这一表征系统展现于文化符号生产、创造和传播的发生图式中。在文化符号的功能支撑下，通过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赋值、“共有文化”的属性赋意和“精神家园”的样态赋形，完成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元素分解和结构统合，以符号化方式展现各民族团结统一、融合共生的文化景观。 (一)语义赋值：“中华民族”身份的一体化演绎 文化符号是对中华文化的核心凝练和概括总结，以具体可感知的形式传递着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精神维度的话语表达，为各族成员提供了共同的道德规范和思想理念，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的物质外壳，赋予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现实化和具体化的基本路径。从概念阐释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中华文化符号的发展路径一致。在中华民族情境下，中华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义描述和表达遵循着“多元一体”的基本指向：从“一体”看，“万里长城”“黄河儿女”“五星红旗”等符号标识蕴含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坚定信念；从“多元”看，极具民族特色的“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锅庄舞”丰富了“一体性”的文化底蕴，彰显着各民族文化精髓。由此而言，文化符号的语义构成和作用范围围绕“中华民族”的身份建构展开，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强调了中华民族是作为相对统一的民族整体而存在的，文化符号携带的统一性意义强化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属性，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因此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作用首先表现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强调了“中华民族具有国族的意义和身份”[12]。 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语义赋值围绕“中华民族”的主体身份展开，对中华民族主体性的身份演绎遵循着维护统一性和增进共同性的基本原则，符合多元一体格局和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需要。文化符号产生于民族交往中，这一赋值的过程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表现为族际互动下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增强。民族交往是身份建构和民族关系形成的起始环节。族际通婚作为民族交往的重要形式，促进了各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流通与融合，引领了文明型国家和民族的建构发展。频繁的政治往来和经济贸易一边形塑着“非我族类”的身份归属，一边凝聚着共同的利益诉求，推动尊重差异性和维护统一性的民族关系发展。民族交流是身份认同和民族关系的强化过程。从古老的图腾崇拜到现在的国旗国歌，从传统节日庆典到日常生活习俗，民族交流深入“文化层面的沟通理解和文明层面的借鉴共享”[13]，引发成员个体对民族群体内在规范和社会地位的赞赏和认同，随着集体意志和文明观念的增长而自然而然成为其中一员，催生了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的自觉形成。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发展旨归。“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4]409驱使并聚合为真正的共同体，形成血脉相连、情感交互的民族交融态势。梳理文化符号的形成演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作用边界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共识达成和巩固，表现为族际互动关系演绎下身份归属的渐次明朗。在一体交融的中华民族空间内，“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15]149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建构的精神财富和重要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