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和李安宅两位先生是民国时期在四川从事边疆研究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学者。任乃强曾担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部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西康县政人员训练所所长、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曾创办牧运公司，是在长期从事康藏地区实务与实地考察中成长起来的“本土派”历史地理学者，尤长于康藏历史与地图测绘。李安宅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藏族宗教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就后转入四川工作，其研究领域也转向康藏研究，并就边疆研究与边疆工作形成了整体性思考，代表作即《边疆社会工作》。作为在康藏研究方面有重要成果的学者，任乃强和李安宅有一些学术交集。1943年任乃强加盟李安宅主持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1944年同到康区考察，1950年二人同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都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任乃强、李安宅分别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缺乏对二人的综合研究。①可以说，任乃强和李安宅的边疆研究“和而不同”，既代表了民国边疆研究的不同路径，也体现了当时多学科介入边疆研究的和合交融。对其人生交集与边疆学术之异同，有必要做一系统梳理。 一、学术经历与知识结构 李安宅学术的复合性在民族学界和边疆学界可谓独树一帜。李绍明指出，李安宅虽在其早期论著中体现出功能学派的特点，但其后来的学术实践表明，“不能算是完全的功能学派，他的路数比较宽阔”②。汪洪亮认为，李安宅的代表作《〈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分别是其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作，事实上也是其基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方法的社会史著作。李安宅的学术起点是社会学，后转向人类学，又“从人类学的编译转向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实现了个人学术生涯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汇流”③。李安宅的学术知识主要来源于1923-1936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海外留学经历。1923年，他在齐鲁大学选修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等课程，次年又转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到1931年前，任燕大国学研究所编译员(陈垣任所长)，随黄子通④进修康德哲学。1934-193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民族学系)学习，师从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Franz Boas)的两位弟子克娄伯和罗维⑤；1935-1936年在耶鲁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作研究员，师从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1934年年底和1935年夏分别在加里弗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调查印第安人社会，1936年夏至墨西哥国印第安人地区参观乡村教育。⑥1936年底，李安宅回国，继续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研究院。可见其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训练，具备从事多学科研究的功底。 李安宅既有坚实的国学根基，又受到功能学派以及美国历史文化学派的影响，使其在边疆学术研究中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如他对藏族宗教的研究，既注重“它的历史以及各派并存的局面”，又以拉卜楞寺为田野个案，分析其“功能和作用”，看到了“藏传佛教的知识性格的完整呈现”，这也使他的人类学研究体现出将田野民族志与文献检阅的史“志”结合的特点，凸显其将西方学科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学研究理念等多学科交融运用的学术品格与学术实践特点。⑦ 李安宅善于“援西入中”以反观中国的现实与学术问题，反映在其早期的论著中，“不是简单地介绍外来的学问，而是注重不同文化的比较，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分析”⑧。这种文化观一定程度上从认知论、方法论等不同层面凸显其改进中国社会、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根本追求。⑨这体现在他1938年以后所做的边疆研究的学术实践中，则是在“国家”这个整体概念的框架下，以“文化上的区划”界定边疆与内地，从文化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强调边疆文化的相对性⑩；在应用人类学方面，则是完整阐释边疆社会工作理论，推动边疆服务运动。(11) 任乃强边疆学术的知识结构同样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的学术积淀和研究方法。他治学领域宽泛，著述遍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藏学、文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有“多宝道人”的美誉，但是任乃强并无外国留学经历，也未接受专门的社会学科知识体系的训练，完全自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其青少年时曾受张澜、卢子鹤教导，具备国学功底；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钻研农学与经济地理，毕业返川后，由四川乡土史地而边疆史地，由此进入民族学研究、边疆研究领域。总体而言，任乃强治学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大体经历了由农学研究而地理学研究，再入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由史地之学、民族研究入文化、民俗、社会研究，有着鲜明且独特的学术风格。(12)其中史地之学构成其知识结构的重要一环。 究其学术底色，任乃强是从地理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新史学思潮初兴之时，“科学”一词正逐渐取代“格致”之说，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观念得到普遍的认同，由此“科学”深入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学术领域。任乃强作为五四一代学人，受到历史思潮与史学思潮影响，体现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是秉持科学主义撰写边疆民族舆地志书；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则是坚持实地考察与史料相佐证，重视地方性历史资料的运用，史学特征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