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是指澳门回归前澳葡当局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签订的博彩专营合约在1999年澳门回归后的效力问题。众所周知，早在澳门回归以前，博彩业就长期是澳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这个产业不仅牵动着葡萄牙的利益神经，也实质影响着澳门自身的繁荣稳定。因此，在过渡时期内，特别是在后过渡期内①，中葡两国围绕澳门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那么，澳门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症结具体是什么?又是如何逐步解决的呢? 因袭传统的“重香港、轻澳门”格局，学界关于“香港回归史”的研究较多，关于“澳门回归史”的研究则比较匮乏。而在为数不多的“澳门回归史”研究当中，还存在“重谈判，轻过渡期”的倾向。在此背景下，目前尚未见专门针对澳门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的历史考察，仅有一些澳门史研究专著在叙述1986-1999年这段澳门回归历程时简略提及该问题的基本情况②，尚缺乏对该问题来龙去脉的深入梳理和阐释，在史料和内容方面还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澳门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的由来与解决作一定的探讨。 一、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的由来 澳门的博彩业由来已久。早在葡萄牙人入据澳门时，澳门就出现了一些赌博活动。后来，随着澳门贸易枢纽地位的衰落，澳门各种名目的赌博活动越来越多。19世纪40年代末，葡萄牙事实上确立起对澳门的管治后，澳葡当局为增加税收，公开宣布赌博合法化，澳门各种赌博活动得到空前发展。19世纪末，澳门博彩业已初具规模，开始被来华的西方人称为“东方的蒙特卡罗”，成为举世闻名的赌城。③ 不过，赌博作为一种病态的生活方式，向来饱受诟病，或是被严令禁止，或是被严格管束。19世纪中后期，澳葡当局开始对各种赌博业务采取招标、专营等规管措施。20世纪30年代，澳葡当局开始以法令形式建立赌博专营制，澳门博彩业结束“各自为战”的局面，进入专营时代。④在赌博专营时代，专门的赌博公司陆续出现，为取得营赌资格，它们需要竞投赌博专营合约，也就是“赌约”(即1961年后的博彩专营合约)。1930年，以卢华绍、霍庭芝为首的豪兴公司投得“赌约”，垄断澳门赌博专营权达7年。1937年，以傅老榕、高可宁为首的泰兴娱乐总公司夺得“赌约”，自此垄断澳门赌博专营权长达24年，直至1961年。 1961年1月，葡萄牙政府海外部颁布第18267号法令，特准澳门开办赌博业。自此，澳门博彩业才获得在1896年已宣布禁赌的葡萄牙政府的正式认可。1961年7月4日，澳葡当局颁布第1496号法令《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决定重新对澳门赌博专营权进行公开招商承投。⑤紧随其后，澳葡当局发布《专营幸运博彩事业》的竞投公告，其中规定：“自1962年1月1日起计，专营的年期为8年；基本义务有建设一座标准的博彩场及一所豪华酒店，租金为300万澳门币，另附加5％作为‘旅游基金’、1％为互助会经费；其他的义务包括改善澳门的市容、对外的交通特别是水上运输的条件，繁荣澳门的文化及工业，发展及宣传澳门的旅游业。”⑥1962年4月21日，澳葡当局在《政府公报》中公布以叶汉、叶德利、霍英东、何鸿燊等人为首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投得博彩专营合约。自此，澳门进入由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专营博彩业的时代。此后，经过澳葡当局多次修改专营年期，这一时代延续至1991年12月31日，长达30年。 1986年8月，在博彩专营合约尚有5年半才到期的情况下，澳葡当局以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股票上市问题为借口，提前将博彩专营合约修订提上议事日程。⑦1986年9月29日，澳葡当局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签订《幸运博彩专营批给合约》，规定：“截至一九八六年底之前，批给人对现有批给，将得予以续期，至多为两期，每期最多为五年”，“合约上将载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开始的期限的有关条款，将于一九九二年开始”。⑧也就是说，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现有牌照继续有效至1991年12月31日；其后自1992年1月1日起计算，有效期至1996年12月31日；再其后经过检讨，可以自1997年1月1日起计算，续期至2001年12月31日结束。1986年12月31日，澳葡当局又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幸运博彩专营批给合约》的“补充条款”，其中规定：“政府再延长批给期限五年，新期限自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起计，本约条款继续执行。”⑨即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牌照在1996年12月31日到期时，无须检讨，直接续期至2001年12月31日。 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换文生效”，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⑩这意味着，澳葡当局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在1986年签订的博彩专营合约有效期将自动延续到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而根据中葡“联合声明”中的“附件二”规定，过渡时期内任何与1999年澳门政权交接有关的事宜必须经由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磋商，联合联络小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则提交两国政府协商解决。(11)可见，在中方缺席情况下，1986年博彩专营合约的产生并不合理。因此，在保证澳门平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的前提下，协商处理好这份与澳门繁荣稳定、民生福祉息息相关的博彩专营合约，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二、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的症结 不同于其他有效期跨越1999年专营合约问题(12)，博彩专营合约跨越1999年问题解决起来更为棘手。前文提到，1986年8月，澳葡当局提前5年半就着手修订博彩专营合约。澳葡当局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当时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已经启动并必将很快结束(13)，如果澳葡当局不赶在谈判结束前单方面与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修订合约，则其试图通过博彩公司谋利的各种举动必将在过渡时期因中方介入而受到掣肘。那么，澳葡当局不惜“偷步”，究竟是为了何种利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