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身处延安的中共香港市委原书记吴有恒向中央提交数份工作报告，详细记述香港党组织重建与发展历程，不止一次提到香港青年在抗日救亡中“开始了他们的‘五·四’运动”，并称之为“启蒙运动”。①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吴有恒看来，大约20年后才在香港开始。 学界一般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到沦陷前的香港因其所处的特殊环境，逐步成为华南抗日救亡的文化中心，②亦有学者洞见彼时五四精神的“在地化发展”。③实际上，正是五四精神在香港的复现，才推动香港成为文化中心。这一重要因果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未能在先行研究中得到充分阐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文化救亡工作，旨在通过唤起五四精神引导民众坚定抗战信念、反对投降分裂。中国共产党将五四精神爱国的核心价值与香港社会对救亡与启蒙的迫切需求相结合，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激活潜隐的变革力量，改变社会文化面貌，进而团结带领南下左翼文化精英和本地青年，将香港打造成为内联外通的抗战文化枢纽。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地区的革命历史资料，辅以报刊、忆述和档案文献，希望回答以下四个问题：“香港五四”缘何较内地有约20年“时差”?省港党组织怎样通过文化救亡活动重整?五四精神如何在香港青年中被唤起?唤起“香港五四”创造了怎样的局面、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新文化浪潮下的旧香港 五四运动开辟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新道路，救亡与启蒙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题。④然而，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香港只有9名8-17岁学生持伞游行以及零星的抵制日货活动，思想文化层面的变化极其有限。⑤港英政府压制损害英日同盟的言行，同时为维护自由港地位，以强硬措施应对罢工。抗战时期担任东江纵队司令员的曾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曾求学香港，他原以为香港教育比家乡先进，没料想就读的香港超然学校“十分落后，课程没有什么新知识，净是讲老八股文章，进行填鸭式的教学”。⑥ 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持续16个月，深深震撼香港社会。当年10月，工潮高峰稍稍回落，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旭龢(Robert Kotewall)提交一份应对工潮的备忘录，建议改革香港中文教育，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提出建立一个从中文小学到中文中学的分级学校系统，在香港大学设立专门的中文系或中文学院，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应着重强调儒家伦理，在中国，儒家伦理或许是布尔什维主义有害学说的最佳解毒剂”。⑦将罗旭龢的建议从纸面变为现实的，是当年11月上任的第17任香港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这位港督积极推动中文教育发展，在“昌明国粹”的表面下，融入殖民统治“新思维”。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革命风暴在香港暂时止歇，此后十年，政治上的殖民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相结合，构成香港社会文化的主流。这种环境的形成，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和香港上层华人封建势力勾结共谋的结果。 双方“共谋”的目的是通过对旧秩序的“卫道”对抗革命运动。“遗老”和“洋大人”“惺惺相惜”，究其本质，是前者服膺后者，借“维护道统”之名拒斥救亡与启蒙，在殖民统治下延续既得利益；后者借助前者建构保守主义文化环境，对抗革命思潮，维护统治地位。1927年“孔诞”之际，香港超然学校张贴对联，宣称“祝圣”的目的是“免得赤化宣传”，“挽回世道人心”。《循环日报》发表《孔诞祝圣言感》称：“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⑧香港市委认为，香港“教育事业中的黑暗是比国内任何一个大都市更睁眼不开的……大部分的学校都要读四书五经，尤其是英文学校更非特设一中文‘经书’一课不可”，因此“这种毒害使香港的知识青年从来没有过‘五·四’运动”。⑨ “共谋”的主要实践是在香港大学创设中文教学体系。创办香港大学的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承认，设立港大旨在助力并扩大英国对中国的掌控。⑩英国殖民统治者深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强推西化难免效果不彰，需要“古为今用”，“中为西用”。1927年6月24日，港督金文泰在总督府举办茶会，邀请赖际熙、周寿臣等前清遗老和香港商绅出席。金文泰刻意用广东话发表演讲，提出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应该‘整理国故’”，“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解决办法就是建立港大华文系。(11)当年，香港大学设立华文部(Chinese Session)，之后该部升格为中文学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12) 1927年，鲁迅两次抵临、一次途经香港，当地尊孔复古风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香港遭遇讲稿禁刊、审查、搜身，加剧了他对殖民统治的反感。2月18日和19日，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先后发表《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他有意指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13)返穗之后，鲁迅注意到金文泰6月24日演讲时引用的集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学生界》特刊《汉声》封面题词，本为伸张民族革命的口号却被殖民统治者有意利用、借题发挥，将“反清光汉”的新旗帜变作“通古贯今”的招魂幡。鲁迅讽刺道：“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的关于国粹的演说……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