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形成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始终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的需要进行构建与调整。它大体遵循的脉络是，在美国对华遏制为主时期，保持和强化台湾的战略资产地位；在美国对华接触与合作增长时期，降低和弱化台湾的战略棋子角色；在美国重新对华战略竞争时期，再次增强台湾在国家安全和印太战略中的定位。美国总统是头号外交家和首席谈判者，是美国对外政策最核心的决策者。①不同出身背景、政治风格、战略偏好的美国总统，其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思考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与次序。特朗普的政策思维和外交策略，既与民主党显著不同，又与共和党传统建制派有别，它体现出鲜明的特朗普个人特质与风格。反复无常、极限施压、探底交易、难测难控的背后，是特朗普的美国绝对优先理念、交易型外交手腕和霸凌式获益策略。 正如特朗普所坦言，他的一生都在交易，一切均可交易，而且特别擅长交易。特朗普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信条便是实用主义和交易获利，交易是一种手段，寻利是最终目的。他喜欢人为制造政策的不确定性，并把它当成促成交易的一种资产。这一特质在特朗普上台后快速发动的全球关税战，以及与全球各方势力的贸易谈判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全世界重新认识特朗普时代的“新美国”“新霸权”。在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上，特朗普2.0时期的变与不变，自然也备受台海两岸和相关利益方的关注。 一、战略竞争与台湾问题 美国的台海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主体。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公报的位阶之上，加强了与台湾当局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实质关系。较显著的变化是，特朗普1.0(2017-2020年)以及此后的拜登时期(2021-2024年)，美国将中国作为最主要也是最具挑战的战略竞争对手，将曾经私下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公开化并且纳入了“一个中国政策”的指导原则，使得美国台海政策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扩大化。对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承认它是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公式”，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基本和平与稳定得以长期维持。②里根时期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至今仍被美国战略界适用于对台政策，尤其是台海安全政策。③ 受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共和党的新冷战派，以及此后拜登和民主党的对外战略与价值观外交的影响，台湾问题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位阶获得了罕见的提升。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军售实现了常态化，涉及台湾地区的多个国会法案成为美国的国内法，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层级也获得了较大突破。这些都成为特朗普2.0台海政策的基础。如今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使美国的战略界更加企图长久地维持台湾与大陆的“分立状态”，并且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反对、阻挠和破坏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大业。拜登执政期间，曾经数度在记者会上口头表示美国将会在军事上“协防台湾”，通过一种策略性清晰的方式向中国释放威慑信号，企图增大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顾忌。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国际政经形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他对于“协防台湾”的表态则相对谨慎，采取了回避闪躲或者模糊处置的方式。这被视为独特的特朗普式的战略模糊，被美国一些军事安全专家所接受。④特朗普主义影响了美国优先派的台湾观点，但并未根本上改变美国战略界关于台湾问题的固有思维与政治意识，美国利用台湾地区遏制、消耗和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指向也未扭转。美国战略鹰派的台湾观念、政策主张以及思维方式，在美国对华决策体系与政策制定过程中仍然会不时表现出来。⑤他们基本上认为，就地缘战略价值而言，台湾地区比乌克兰对于美国的霸权更显重要。这是因为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增长中心，中国成为美国的体系型对手；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中枢，拥有独特地缘安全位置和先进半导体科技优势；台湾仍然是21世纪美国联盟战略与信誉承诺的试金石。 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历史脉络和战略视角来看，特朗普政府没有脱离美国“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政策架构。从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为主的阶段看，该架构中的“不统”增添了“阻统”成分，“不独”增加了“纵独”内容，“不武”也扩充了“慑武”因素。“阻统、纵独、慑武”表现为美国台海政策的新元素新特点。正是出于护持霸权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台独”或者表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一直以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希望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作为政策口号。因为，在美国战略界的思维中，和平解决自然也包含了台湾的“和平独立”或者永久维持现状。特朗普2.0台海政策的基本面和变化走向，无疑会受到偏向于建制派的官僚体系和决策惯性的影响。而“以台制华”的战略指向，仍然是推动美国官僚结构干涉台湾问题，甚至是促使美国总统加大操作“台湾牌”的深层诱因。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现象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具有它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尚不能够替代美国“全政府”和战略界涉台认知的一般性和长期特点。作为美国建制派代表的美国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众多自由或保守派智库，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推动东升西降、超越美国及西方，其在特朗普2.0时期仍会积极表露出“以台制华”“保台抗中”的政策取向与操作。⑥在今年第80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美国在台协会”通过答复台湾媒体询问的方式，声称“二战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事后，该表态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背书。“美国在台协会”的答询虽非正式的政策声明，但这起事件被视为美国自与中国建交以来，首次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鼓舞了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影响十分恶劣。它也揭露出，美国亲台势力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蓄意制造“一中一台”甚至赋予台湾当局所谓“主权象征”的企图，将会贯穿特朗普2.0时期。 特朗普2.0对华继续推动全方位战略竞争，这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和总基调。但同时，特朗普坚持本土优先，奉行现实主义的避战哲学，将预防大国直接冲突和战争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条件。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坚如磐石，近些年遏制“台独”和推进统一的力度加大、进程加快，这让美国对维持台海现状有了更大的疑虑和焦虑。美国战略学术界不乏重新思考美国的战略利益优先与利弊得失，避免让美国陷入爆发冲突时介入或后退的艰难选择。一些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让中国能够看到和平统一的希望，美国可以表示“不反对两岸和平统一”，以使中国不至于必须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2025年兰德公司一份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是：美国应避免可能迫使北京采取军事行动的明显挑衅行为，降低发生意外军事对抗或事故的风险，尽可能多地提供政治保证，使北京能够对统一采取耐心应对的方式。⑦国际安全问题学者史文(Michael Swaine)认为，虽然台湾的重要性使其获得美国的安全援助，但台湾并非值得美国为其与中国开战的核心利益，美国反对中国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实现统一，也应避免“暗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行动”，停止向台湾部署军事力量以及其他表明美国承诺军事保卫台湾的行动。⑧这些观点虽非直接来自特朗普的核心团队或幕僚，但特朗普作为非典型、非建制派的美国总统，奉行强人政治、实用主义和交易至上的哲学，出于经营大北美、重振美国实力、追求历史定位的战略需要，确实在对外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审慎的姿态。特朗普甚至讨厌台湾在安全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不希望在他的任内因为台湾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同时，特朗普的政治手腕具有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他如何对待中美建交历史进程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谅解和承诺，是否能够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再保证”，以及做出什么程度的“再保证”，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