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角下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行为及其变迁

作  者:

作者简介:
梁甜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青年研究;秦广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从物理空间、观念空间和社会空间三重维度出发,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年和2021年的数据,考察当代中国青年社会交往行为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青年群体亲属社交、邻居社交和朋友社交频率总体下降,但这种变化并未简单沿袭西方“原子化”路径,而是呈现出“原子化”与“联结化”并存的复杂图景。在物理空间上,城镇青年相较于农村青年更频繁地参与亲属与朋友交往,但邻里交往频率较低;在观念空间上,秉持儒家孝道观念的青年在三种社交关系中都更积极;在社会空间上,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个体在亲属与朋友网络中交往更活跃,而在邻里关系中则表现较弱,体现出资源与能力对关系建构的显著作用。比较2021年与2012年两个时间点,不同城乡青年在亲属交往和邻居交往频率上的差距正在缩小,儒家观念对邻里交往的积极影响随时间增强。当代青年的社会交往整体呈现出一种“伦理惯性”与“实用主义”并存的复合型逻辑,这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关键视角。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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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个体的“原子化”命题似乎内含于宏大的现代化理论背景中。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在不断变化和紧张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原子化,人际关系疏离[1]。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谈道: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对个体崇尚利益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会破坏个体的社会性和完整性,导致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等关系链接被消灭[2]。帕特南基于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在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在亲友互动、社区参与等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频率、花费的时间和投入的感情都在持续减少,美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个体“原子化”趋势[3]。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居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也出现了显著变化。近年来,“断亲”现象引发热议,年轻人主动减少甚至切断了和亲属之间的联系[4]。与此同时,“找搭子”[5]、轻社交逐渐成为新型社交趋势[6],根据2024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调查结果显示,约有77.7%的受访青年将“轻量化”视为自己期待的交往样态[7]。我国的年轻人大概率会找一个“搭子”,而不是像美国人一样“独自打保龄球”。可见,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中的“原子化”预设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上演,如同“断亲”和“搭子”两种新型社交趋势所示,当前有些社会成员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束缚,出现了个体“原子化”现象,但是还有社会成员在各种动机驱使下建构新的社会关系,表现出“联结化”趋势。尽管“搭子社交”的联结不够稳定深入,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社会关系的需求以及在社会交往行动中的积极取向。

  如何理解近年来青年群体社会交往行为中呈现出的“原子化”与“联结化”并存的现象?以往研究大多从物理空间隔离视角展开分析,指出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资源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对社会交往造成了空间障碍[8-10],但是“空间”是物理空间、观念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位一体结构[11]。本研究认为,过往空间视角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理空间的探讨,忽视了观念空间和社会空间对于交往行为的影响。对于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而言,社会交往行为并非出于对物理空间变化的机械回应,更在于特定社会结构中对自身关系网络的自主建构。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社会学的空间理论,通过对“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2年和2021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考察当代中国青年社会交往行为的整体状貌及其变迁,探讨物理空间、观念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对社会交往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特征

  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结构概括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一层层向外推出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12],亲人、朋友乃至家国天下,都是水波纹散出去的一个个圈[13]。这里一圈圈波纹的差序指的是儒家人伦,人们基于不同的人伦采取不同的行动伦理,比如“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14]。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指出:“在中国,所有的社会伦理都只是将与生俱来的恭顺关系转化到其他被认为与此同构型的关系上而已。在五项自然的社会关系里,对君、父、夫、兄(包括师)、友的义务,构成(无条件)伦理约束的整体”[15]。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内涵[16],是社会组织起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和动员工具[17]。

  当前,以“关系”形态为主的日常生活仍然构成了社会基本的行为方式[18]。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关系”是一种资源配置模式,庇护主义和工具性交换主导着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非均衡性配置;从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关系”是一种伦理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受到关系对应的伦理规范的制约[19]。在个体层面,社会关系能够帮助个体获得信息[20],求职就业[21-22],职业晋升[23],促进身体健康[24],获得养老保障[25];在集体层面,社会交往是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前提,有助于产生互利互惠和相互信赖的规范,培养公民道德伦理[26],协调利益冲突,加强社会融合[27]。

  中国语境中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关系”与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社会转型方面的深层特征紧密相连[28]。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空间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并显著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基于血缘的亲属关系上,有些学者发现市场经济改革提升了个体选择的自主性和空间流动,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资本的继承出现断裂[29],年轻人开始“断亲”[30];还有学者认为,在东亚社会,传统的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代际之间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31],背后的原因在于“断亲”的本质是“选亲”,年轻人会主动联系有资源托底能力和意愿的亲代[32],比如处于求职或升学阶段的年轻人选择在家做“全职儿女”规避社会风险[33]。在基于地缘的邻里关系上,学者们发现城市社会中的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和互动频率日益下降[34],城市化削弱了社区交往[35]。在基于业缘或趣缘的朋友关系上,新近流行的“搭子社交”暗含着人们对情感以及陪伴的需求[36]。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到,现代化与“原子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元线性的关系,当前的中国社会关系结构受到传统行为模式和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影响,呈现出复杂特征。为此,我们从空间的多重维度出发,试图全面分析不同空间维度对社会交往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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