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体的变迁是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之一，政治转型尤其是向选举式民主政体的转型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比较政治学中最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一“转型学”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主导范式。①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政治转型研究已经形成了多个理论流派：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范式用一些社会经济结构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等，来解释政治转型；社会力量范式继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思路，用不同阶级的特征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政治转型；策略范式用精英之间的互动和策略来解释政治转型：经济范式用经济学中的形式模型来解释政治转型。②从经济不平等这一21世纪的全球最大挑战出发，③通过再分配机制来解释政治转型的发生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是转型学21世纪以来主要的理论进展。该理论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许多研究和争论：选举民主制国家会更公平、更平等、更自由吗？④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是政治转型的驱动力吗？政治转型之后确实能降低不平等程度吗？不平等程度高的转型国家更难巩固吗？ 用经济(不)平等来解释政权稳定和选举型民主体制的产生和巩固可谓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如果一部分人拥有大量财富而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结果要么是极端民主(暴民统治)，要么是寡头统治。⑤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在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就发现，“条件的平等”是民主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在民主社会的两个极端之间(富人和穷人)，应该有广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拥有足够的财产来维持秩序。⑥现代社会科学也强调经济资产的平等分配程度对于政治转型的重要性。比如李普塞特(S.M.Lipset)就强调了广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政治转型的重要调节作用，如果社会是由大量贫困群体和少量精英组成的分裂社会，则会导致寡头统治(基于少数的独裁)或暴政(基于多数的独裁)。⑦罗伯特·达尔(R.A.Dahl)在其著作《多头政治》中对于不平等对民主的影响也有动门论述，讨论了政府是否回应不平等问题、民众如何看待不平等、各种社会裂痕的分布状况等问题对政权持续性的影响。⑧这些研究对不平等与民主体制的产生及巩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试图解释其中各种机制，虽然缺乏严谨的论证，却有深刻的洞察力。 尽管关于不平等和民主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但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出现关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的定量实证研究。大量文献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平等对政治转型产生了消极影响。⑨也有学者考虑到了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布哈特(R.Burkhart)认为，以往的研究多检验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线性关系，而忽略了二者之间非线性相关的可能性，他对1973-1988年期间56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和政治转型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倒U形曲线)：高度和低度的不平等都不利于政治转型，政治转型容易在中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发生。⑩ 本文试图通过系统分析不平等和政治转型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审视其再分配机制，来评价这一理论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理论对进一步研究的启示。 不平等导致政治转型？ 同样是关注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的关系，一些学者不仅仅通过定量研究来归纳和证明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通过形式模型(formal model)来演绎这种关系。(11)其中最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当数鲍什(C.Boix)的研究，以及阿西莫格鲁(D.Acemoglu)和罗宾逊(J.Robinson)(以下简称AR)的研究。 鲍什和AR的理论都预设民众和精英都有一定的利益和偏好，他们基于这些预设建立博弈模型，并利用数学推导求出均衡解而推出研究假设。他们都假定社会可以简要地区分为占少数的精英和占多数的普通民众这两个群体。对于少数的精英(富人)来说，他们反对再分配性的税收；而对于多数平民(穷人)来说，他们赞同再分配性税收。基于这种再分配问题，二者就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在衡量各自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双方就会产生镇压、革命、政治转型、政变等策略性行动。鲍什和AR的模型都是建立在梅尔策(A.H.Meltzer)和理查德(S.F.Richard)的政府规模和中间选民理论的基础上的：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分布一般是右偏的，即平均收入高于中位收入；如果处于民主社会下，基于多数决定的投票规则，政策由中位选民决定；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中位选民收入就越接近穷人群体，他们就越会支持再分配程度高的政策。简要来说就是，政治转型通过将政治权力扩大到社会较贫穷的阶层，从而设定更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这种再分配的政策会减少不平等。所以富人和穷人就会基于现有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分析不同程度的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而选择建立何种政权，因此鲍什和AR的理论也被称为政治转型的再分配理论。(12) 对于鲍什而言，不平等程度和资产流动性是政权更迭的两个核心自变量：不平等程度决定了民众再分配的诉求，财富的专用性程度决定了精英们的选择——讨价还价还是压制。一方面，经济不平等程度越低，就越容易发生政治转型。鲍什说：“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大众对于再分配的诉求就越高……但是随着潜在的财富转移水平的不断加大，掌权者对于财富的欲望就会增长，政治转型与民主稳定的可能性就会稳步下降。”(13)在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富人面对穷人提出再分配诉求的压力就会降低，富人所需支付的赋税更低，再分配政策对于富人的成本更小，所以相对于镇压多数民众的政治转型的需求而言，富人对民主制度更为容忍。相反，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政治转型后富人要承担相当高再分配成本，他们倾向于选择镇压民众的政治转型需求。所以，政治转型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不易发生。另一方面，资产流动性(资产专用性)越高，政治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具体而言，如果资本流动性增加，资产所有者可以轻易地将资产转移，他们面对再分配的压力就会减少，民众就不会提出过高的再分配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