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开篇是“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历来《春秋》家都非常重视对这六个字的阐释，认为它包含了甚深之意涵。这其中又以《公羊传》为最，其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6-12对于《春秋》开篇之六字以及《公羊传》的诠释，从汉代开始便被学者们总结为一种“五始”学说，①徐彦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引用何休《文谥例》称：“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1]6按照何休的说法，“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是“人道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即位”是“一国之始”；[1]7-13、②是以“五始”构成了《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③ 在汉代《公羊》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西汉的董仲舒与东汉的何休。对“元年春王正月”及《公羊》传文的诠释，最为系统的又莫过于东汉何休的《公羊解诂》。在何休那里，“五始”之说已被视为《公羊》学的核心义理。而早在西汉的董仲舒那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五始”之说，④但对“元年春王正月”也有诸多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也成为董仲舒《春秋》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相较而言，囿于解经方式的不同，⑤董仲舒对“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并不像何休那么集中与系统，而是散见于《春秋繁露》的不同篇章。更为重要的是，何休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多与董仲舒相似，而《公羊解诂》却只字未提及董仲舒。于是，董仲舒与何休对“元年春王正月”解释的异同遂成为一个问题，并构成董、何思想异同的一个重要面向。 鉴于何休对“五始”学说论述之系统性与完整性，我们不妨以何休说为参照系，与董仲舒的论述相对照，通过比较董、何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论说之异同，考察二者诠释《春秋》的旨趣与特色。 一、何休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 《公羊传》一开篇解“元年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公羊解诂》曰： 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1]7 按徐彦疏，何休之说本之于《春秋纬》及宋氏注。⑥在何休看来，《春秋》之所以不书“一年”而改书“元年”，是因为“元”指的是在天地判分之前的“元气”，它的特点是“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由“元气”而判分天地，是以“元”为“天地之始”，此正如徐彦疏所说：“然则有形与无形，皆生乎元气而来，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1]8进而在天地判分之后，遂有一年之四时，春为四时之首，所以《春秋》在“元年”两字之后紧接着就是“春”字，因而何休说“元”字“上无所系”，而下以“春”系之，从而“春”又被何休称为“天地开辟之端”[1]8，这也就是董仲舒与何休常说的“天端”。 何休又指出，《公羊传》之所以将“王”字理解为“文王”，而不是当时的周天子，是因为这个“王”字紧接在“春”字的后面。何氏《公羊解诂》曰： 以上系王于春，知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1]10 在何休看来，“王”字上系于“春”，意味着“王”是“天之所命”。而就周代来说，始受命的“王”正是周文王，所以这里的“王”只能是“文王”而不是时王周平王。⑦这样，对于何休来说，“元年春”就意味着天命所在，此如徐彦疏所说的：“‘元年’‘春’者，天之本。”[1]13而“王”字则意味着是受天命的王者，这一受天命的王者“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且可以“与后王共之”，所以何休又称其为“人道之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公羊传》称，《春秋》先书“王”而后书“正月”，是意味着此正月是“王”之“正月”，何休注称：“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1]11也就是说，“王正月”意味着是一个受天命的“王者”因天命而制之“正月”。 《公羊传》进而又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曰：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1]12 也就是说，新王受命，布政施教于天下，无不是从“正月”开始，所以“正月”作为“王者”政教制度之象征被《公羊》家视为“政教之始”。⑧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即以此“正月”之“政教之始”为大，或者说是要张大或重视此“正月”的“政教之始”。 鲁定公元年，《春秋》书“春王”而不书“正月”。《公羊传》云：“正月者，正即位也。”何休《公羊解诂》云：“本有正月者，正诸侯之即位。”[2]1047徐彦疏曰：“隐元年传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氏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以此言之，似书正月者，为大一统也。而言‘本有正月者，正诸侯即位’者，兼二义故也。何氏云自公侯以下皆系正月，即是正月者正诸侯即位之义。”[2]1047-1048按何休、徐彦之意，“正月”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大一统”，是从政教之合法性上讲；其二是“正即位”，即以“王者”之政教来“正”诸侯之“即位”。定公元年之所以不书“正月”，从表面上看，正如《公羊传》所说的，“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2]1048。也就是说，鲁昭公丧于外，灵柩未还，鲁定公无法于正月行即位礼。然而，《春秋》书定公即位在正月之后，根据何休与徐彦的解读，却是谴责鲁定公之即位不具有合法性。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