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福柯是否提出了一个“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后马克思主义”?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关系?西方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许多争议。比较明确简单的观点认为：“福柯的某些宣言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马克思的某种立场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与福柯的理论导向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性。”①比较折中客观的看法如法国左翼学者雅克·比岱提出：“马克思与福柯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密切又排斥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可以使他们基于各自的哲学批判而结合起来去分析和批判现时代。”②比较多维度分析的评论如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E.巴里巴尔强调，应该从福柯与马克思的理论较量中来把握福柯的全部作品。福柯的话语理论可以被当作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转变，也可以给他贴上一种带引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标签。事实上，福柯在反对马克思的同时，又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更多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概念。③上面只是列举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实围绕着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还有许多新近的研究文献，但大体上都可以圈定在这几种观点之中。 本文认为，关于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关键还要回到福柯本人是怎么评说的。然而困难在于，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只有少许直接引用(大量的引用并没有标明出来)，在著作中具体展开谈论马克思的内容更少。相反，在大量的访谈、文章、讲课中，福柯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却有许多表态和论述，只是这些表态和论述往往自相矛盾而且晦暗不明。在一次访谈中，福柯明确说道：“我跟马克思主义没有建立任何关系。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比较复杂，它有许多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和许多不同的政治观点及其派别。我无法回答在我的著作中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我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④他这里似乎是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因为他无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因为他非常清楚地回答道：“我是从马克思出发的，但我关注的不是关于阶级的社会学问题，而是有关斗争的策略方法问题。我对于马克思的兴趣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我愿意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提出我的问题。”⑤那么，他具体是如何从马克思出发的呢?事实上，他在一次访谈中给出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我的著作是受到《资本论》第二卷引导的。我对于马克思的兴趣至少是来自于对我有所启发的《资本论》第二卷。本卷对资本主义起源进行了全面分析，首先是分析了历史的具体现实，其次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从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的发展方面。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分析了资本的起源，那么第二卷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谱系学。可以说，我正是按照《资本论》第二卷的思路写了有关规训权力的著作，我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完全一样，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⑥本文由此认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福柯本人最明确的关系表述，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福柯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立足点。从《资本论》第二卷出发，福柯究竟是如何通过马克思的观点方法而构建起权力谱系学的?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一定的相关文本分析去回答这个问题。 一、福柯与马克思的复杂关系 如果我们要探讨福柯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首先需要了解福柯所处的思想语境，即当代法国思想的理论状况。当代法国思想有一个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就是总体上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肯定。法国哲学家萨特曾尝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他有一个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并声明“我们完全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来定义‘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8年5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法国著名右翼思想家雷蒙·阿隆在报告中说道：“如果今天的科学已经解决了由马克思提出的问题，那么马克思就属于过去——然而，我们今天的纪念大会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⑧在这种理论认知前提下，无论左中右的法国思想家和学者都会去阅读马克思和吸取马克思，于是出现了在法国才有的思想景观，“至少每隔十年，在塞纳河左岸总有一位哲学家提出一种关于马克思的新解释，或者把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一种观念赋予马克思”⑨。针对时代问题的理论需求，同时也是针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法国思想家们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去解读马克思。这样就形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尽管这些理论流派分歧很大，但是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理论阵营，按照雷蒙·阿隆的概括：“巴黎的方式摇摆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的原始结构主义之间：一方面，是黑格尔哲学的存在主义的版本，人类在阶级斗争的旋涡、异化和革命解放之间的历险，人与自然的和谐、本质和存在的和解，另一方面，是自然规律的科学版本，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形成、发展到自行灭亡的规律。”⑩ 当代法国思想界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阐释及其消化吸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战后十年(1945-1955)，按照福柯的个人回忆，在法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斗争领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萨特所说的不可超越的思想地平线。整个法国大学，尤其是那些新建立的大学，往往将构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这里有着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当时是阿尔都塞的学生。那个时候法国的主流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当时你想成为哲学家，你就必须要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一个现象学家，要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11)。第二个节点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8”风暴(1956-1968)，结构主义形成思想声势，大有取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架势，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似乎找到了共通性，采用结构主义去解读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理论时尚。法国思想家们试图走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将理论的热情投向了结构主义。第三个节点发生在“68”风暴之后，反思检讨“68”事件成为法国理论家的重要任务。在福柯看来：“‘68’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一种教条主义理论，于是出现了关注个人生活的新政治和新文化等思潮。”(12)正是因为这种社会政治斗争的新转向和新问题，促使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进一步深化为权力谱系学，他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接连发表的《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呈现出一种微观政治的观察视角。鉴于“68”风暴的斗争教训，福柯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权力?更加具体地说，权力是如何被实施的?当某个人向另一个人施加权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13)在他看来，如果说贫困问题是19世纪议事日程上的核心问题，那么对于今天的西方社会而言，谁在实施权力?或者权力是如何实施的?这些问题更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历史、社会、革命斗争等一系列理论主张。“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关注‘阶级斗争’问题，但是却很少去关注‘斗争’这个词……当他们谈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根本动力的时候，他们主要聚焦阶级定义、阶级的划分和成员，从来没有具体地去考察斗争的本质是什么。我发现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马克思自己那些非理论的和历史的著述中，对于斗争问题有着更好的和不同的分析”(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