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服务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大力创办高等学校。[1]375因战时的特殊需要，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肩负着提高现任干部水平和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教育任务。为提高学校学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延安时期高等学校在党的领导下持续加强政治课建设，培养了大批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政治立场坚定、服务抗战救国的干部人才，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学校政治课建设的新局面。深入研究延安时期高等学校政治课建设的鲜明特色，揭示高等学校政治课建设的重大意义，对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延安时期高等学校政治课建设的鲜明特色 延安时期高等学校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政治课建设工作。围绕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政治课等问题，这些高等学校在政治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教材选编和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以党的领导干部为兼职教员的队伍特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课程特色、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教材特色以及注重启发和研讨相结合的教学特色。 （一）打造多元化师资队伍，彰显以党的领导干部为兼职教员的队伍特色 延安时期高等学校政治课建设的基础十分薄弱，其中政治课教员尤为紧缺，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第一期全校只有3名教员。[2]62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积极协调政治课教员，鼓励党的领导干部带头参与政治课教学活动，以应对学校教员不足的困境。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主动承担政治课的教学任务。[3]115194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4]140党的领导干部积极响应相关号召，前往高等学校讲演，如周恩来、王若飞等。以抗大为代表的高等学校也主动聘请延安党政军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政治课兼职教员，譬如郭化若就曾受邀赴抗大讲授“战略学”。这种创新的政治课师资队伍建设方式在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进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为进一步壮大政治课师资队伍，延安时期高等学校聘请陈唯实、艾思奇等教育界名流担任政治课教员，邀请部分国际友人在延安参观访问期间为学员讲解国际局势和英美对华政策等。同时，高等学校也非常重视政治课教员的自主培养工作。一方面，高等学校从学员中选拔适合教员条件的学员进行为期“6个月的补习教育”[2]139，使其能够从事政治课教学工作；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在毕业生中选出优秀学员加入政治课教员队伍行列，并要求其跟随资深教员进行见习。这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了多元化政治课师资队伍建设。 （二）设立抗战化课程，突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课程特色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5]477为落实这一指示，延安时期高等学校坚持课程为抗战服务的原则，持续探索抗战化政治课建设。 第一，突出以党的抗日政策为主的理论教学。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李维汉提出，各高等学校要根据抗战需要，“把社会科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作为主要科目，而辅以时事政治的讲演”[6]96。为此，延安时期高等学校大力开设以讲授统一战线、抗战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课。例如，抗大开设“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中的政治工作”[2]19等政治课，陕北公学设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7]27-28等课程。这些课程系统讲授了统一战线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学员深入学习党动员和组织民众开展抗日工作的宝贵经验。同时，延安时期高等学校以充足的课时安排和较高的政治课教学比重推动学员深入理解和掌握党的抗日政策。其中，抗大“政治队的政治课占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2]98。鲁迅艺术学院的政治课“占全部课程时间的三分之一”[8]8，延安自然科学院“大学的政治课，每年都占教学总时数的百分之二十”[9]359。这为学员进一步扎实进行政策理论学习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二，强化政治课实践教学，提高学员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针对延安时期高等学校政治课曾出现的学与用相脱节的现象，胡乔木强调要学贵致用、为用而学。[10]59因此，政治课教员组织学员开展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成为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基本方式。在生产劳动方面，政治课教员带领学员开荒种地、挖窑洞、建校舍、修公路，帮助边区群众整地和运物等。经过劳动锻炼，学员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点、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逐步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生活疾苦感同身受，从而坚定地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社会实践方面，政治课教员在讲授革命理论的同时，注重革命实践活动的教学，组织学员到地方政府、民众组织中参加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对学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进行解答。学员在实际工作中深化了对党的理论政策的认知，并将学习到的理论外化于行，主动践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开发多样化教材，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材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