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报业和广播电视的“滥”“散”问题依然严重。 改革开放18年，中国平均每3天诞生一张报纸，现在达到2200多种，由过去单一的机关报发展为多层次的报业，这是走向繁荣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散、滥”现象，近年来中国的“办报热”居高不下，各单位各行业各部门都办报，而且一个行业或部门还纵横交叉着办：纵向从部委到省厅局到地区局都办报，横向一个部委常常办一张报还不算，不要办两张三张，还要办杂志、出版社甚至“音像部”等，重重叠叠，重复建设，结构失衡。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几年里虽屡经整治，但总是此起彼伏，目前仍是困扰报刊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主要问题。 广播电视业中也有类似问题，许多地方“长官”为了让自己经常有“形”有“声”，滥批滥建电视台，甚至根本不报批就开设“电视台”，这种情况在有线电视的发展中尤其严重。我国目前登记在册的有线电视台约1300多家，但广电部有关部门估计，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有线电视台”可能多达3000多家，其中超过一半的是“黑台”。由于地方主义和长官意志的保护，他们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置审批程序、年检制度等规定于不顾，坚持播出，而且还播出广告，结果大量劣、次、俗等含不良内容或格调不高的节目充斥这类报道，冲击了广播电视业的规模化发展，社会影响也很坏。 2、报纸违规现象日渐增多。 有的报纸违反规定，搞一号多报：有的卖报号，卖版面；有的报纸“违规不犯法”或“擦边不犯规”，格调低劣，渲染凶杀色情；有的根本不具备办报基本条件，报无定所，人无行踪，不拉到广告不出报。许多内部报纸公开刊登广告，大量零售、邮发。还有的竟然盗用其他报纸刊号，堂而皇之地在全国征订。 3、假新闻时有出现，影响极坏。 这个问题更多地出现在报刊中，1997年，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任某，编选两篇“天衣无缝”的假法制新闻，投寄大江南北，在多家报刊上发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不明真相的单位甚至以假新闻报道的“司法纠纷”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普法教育。后来发现这两篇“法制新闻”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曾经刊用其稿的全国主要的法制类大报及一些著名的周末版，不得不郑重向读者道歉，同时在愤怒之余，对假新闻的制造者大加挞伐，纷纷发表《法制新闻的真实性不容亵渎》《新闻的力量在于真实》等专文和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假新闻风波”。 另外，青岛某通俗文艺报也刊登过一篇纯属子虚乌有的假新闻《越狱囚犯偷渡台湾后》，经过上海一家文摘报摘登，也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其中直接给涉及及此案的某省监狱管理局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假法制新闻屡屡出现，危害很大，使人们对法律制度和司法审判的严肃性产生了怀疑。 更有甚者，安徽农村一位村支书的儿子，竟把自己的真名嫁接到一个杜撰的赤贫而孝顺的农家小女孩身上，骗造出一个催人泪下的“幼女以稚嫩的肩胛，担负起一个由数口非病即残人员组成的贫困家庭”的感人故事，寄往某省的青年杂志。因故事动人至深，使杂志的记者萌发了前往实地采访的念头，到当地后才发现家境富裕的作者与他杜撰的故事的主人公同名同姓，私刻公章寄发假新闻报道，完全是为了见报后能骗取全国各地给他寄去大量的捐物捐款。 新闻“打假”一再无功而返，除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有关，也直接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发稿机制有关：见公章就信，见所谓的作者主管单位领导的“情况属实，同意发表”就认为核实无误。这种只认公章、认级别的传统体制下的新闻工作方式，伴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水平下降、利益驱动日强的风气，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漏洞。改变这种局面，仅靠发出一些呼吁收效甚微，而且不可能治本。 4、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记者不分场合和当事人情况，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采制新闻，极易引发新型新闻侵权纠纷。 近年来，偷拍偷录或称“隐性采访”“秘密采访”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广播电视记者所采用，有的还因此获得全国好新闻奖。但由于中国目前舆论的监督的阶段性局限，真正应当适用隐性采访的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人或事，记者很少有缘主动采访，更不敢擅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而现在所进行的舆论监督，大都在修桥铺路、行车就餐等社会基层进行，牵涉到的大多是普通人，因此不区分场合、不管当事人的意愿如何，一味追求视听效果地过多使用“偷拍偷录”，极易引发新型的名誉权、稳私权、肖像权等侵权纠纷，随着法制的健全和社会法制观念的增强更是如此。同时隐性采访也容易引发职业道德问题，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要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 三、对近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展望 1、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和新闻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些报纸和广播电视将进行有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尝试。 面对中国新闻事业产业属性的日益凸现，有关部门在具体管理工作上会逐渐尝试分类管理、分类指导的办法，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将所有权与经营权有限地分开，以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放权”的过程。有关部门鉴于庞大的新闻事业靠国家财政支撑已日益不现实，因此调整政策转向靠新闻媒介的经营发展来解决其本身的运营问题，主要方式是变“统”为“放”，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下放到新闻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掌握监督调控权。现在，许多报刊社社长、广播电视台的台长就是其事业单位的独立法人代表，从经营的意义上讲，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授权，既可以保证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所有权，又可以使其对经营的效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一些地方的职能管理部门将在抓“所有权”的同时下放“经营权”，不断增强新闻事业单位的“造血功能”，使之在完成传播信息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按照新闻事业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和价值规，不断加强综合实力，更好地形成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