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人争着当记者，很少有人愿意做编辑；中国新闻界存在一个问题——重采写，轻编辑。 编辑工作成为难题，大约是始于近一二十年的事情。新闻队伍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后，利害得失之间显著的差距，使得编辑几乎成了苦差事的代名词。大学毕业的同学，当了记者的就神气，当了编辑的就丧气。于是，有的单位便把一些当记者当得不好的打发到编辑岗位；有的单位迫不得已向社会招聘编辑；有的单位干脆作出规定，新入社的大学生必须做几年编辑工作。瓜菜代、一纸定终身、拉郎配的组织管理体制，导致了编辑队伍素质的弱化。有人惊呼，现在的编辑队伍素质，比五六十年代乃至于70年代都大大地下降了。这样，在中国的新闻界又形成一个怪圈：没人愿意做编辑——编辑队伍素质下降，——编辑岗位不被重视——更没人愿意做编辑。如此，又构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机制。 这，已不是个别新闻单位的个别现象。 就我社而言，去年5月中旬， 在加强和改进国内通稿工作座谈会上，郭超人同志就通稿中存在着稿件偏长、新闻性不强、时效性差、差错较多等问题，强调要精编稿件。国内部就此作出《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内通稿编发工作的规定》，对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强化编辑质量意识，提高编辑工作水平，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去年7月， 在办好《新华每日电讯》的研讨会上，超人同志再一次指出，大广播通稿还要精编；稿件的质量不高，是编辑不到位、编辑工作不到位的表现。 一方面是稿件编辑的质量不高，一方面是没人愿做编辑，如此循环往复，其结果必然是编辑质量、编辑素质的每况愈下，有的单位、有的部门甚至是助理级的编辑在那里修改高级职称记者的稿件，这又如何能保证稿件的质量呢？！ 形成编辑难题的因素很多，既有主观上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客观上体制上的问题。本文只想就有关编辑工作的几个认识上的问题来一个两分法，以期澄清一些认识误区，或可对于编辑问题的深入研究及至解决起一点助推作用。 关于“为人作嫁” “为人作嫁”似乎已经成了编辑工作的代名词。作为编辑，就是把别人的稿件，甚至半成品或干脆就是一堆材料拿过来整理修改编排，为别人绞尽脑汁地删繁就简，为别人殚精竭虑地标新立异。稿件修饰得好，表扬的是记者，没编辑什么事；而一旦处理不妥，或是出了差错，挨批的是编辑。有过无功，吃力不讨好，这就更加惨了。 说白了，这是一个得失与名利的问题。 在这里，做编辑工作的，得到的是辛苦和责任，失去的是得到名声和更多的利益的机会。这直接影响到做编辑工作时的情绪和做编辑工作的愿望。 如何来看这样的问题呢？ 近代史上著名的编辑、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典范邹韬奋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韬奋不仅用他的言论，而且用他的行动，为如何看待得失名利作出了圆满解释。 首届韬奋新闻奖获得者、解放日报副总编金福安做了25年的夜班编辑工作，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的：“正是在为别人服务的同时，也丰富了我自己。”像金福安这样的一批老编辑，用他们的实践，给编辑工作的名利得失找到了辩证的答案。 关于“编辑惯性” 编辑工作做久了，做得麻木了，感觉钝化了，没有了新闻敏感，堕入到陈陈相因、循规蹈矩的求同思维。在记者看来，每天都是新鲜的太阳，编辑也觉得不新鲜了。这就是编辑惯性。 这种看似惰性的编辑惯性，其实也是编辑应有的品行。否则，做编辑的便无法形成一种恒常的思维，失去对于大局的既定的把握，把记者拣到篮子里都是菜的东西，也当作编辑自己篮子里的菜，把囿于一时一地的记者的一孔之见，也看成新闻编发出去，徒添了一堆文字垃圾，还有可能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危害。 同时，作为编辑必备的素质，编辑又必须时时与这种形同惰性的编辑惯性作斗争，要突破这种编辑惯性。否则，编辑无法从大量的日常的来稿中，发现好的有价值的或是有潜力的新闻，适时地把它们推向社会。 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更重要的就是要从大量的一般性来稿中，发现新鲜的特殊的东西，从常规性报道中发现异常。在这方面，有许多编辑实例可资佐证。如1978年，新华社编辑从当时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的冗长新闻中，独具慧眼地提取了其中轰动中外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新闻，则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没有编辑惯性，可能会发出去一堆并非新闻的新闻；囿于编辑惯性，则又难以发现真正的有价值的新闻。 关于“万金油” 一位做了多年记者又做编辑的同志，自称是先“坐了花轿”而后又“为人作嫁”的。他的体会是：如果做记者是A级的， 当编辑则只能是B级的，甚至是C级的；因为做记者时只管自己的一篇稿，当编辑就不一样了，要管各种各样的来稿，要为各种稿件做标题，没有全面的知识是不行的。 《恩格斯传》一书的作者是这样记述作为新莱茵报编辑的恩格斯的：“他对该报通讯记者的来稿以及编辑部收到的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报刊，迅速而又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加以利用，使其中一些素材为总的革命观点服务。27岁的恩格斯在这个地方使自己的语言知识有了用武之地。从才能和素质来说，他好像生来就是从事政论新闻日常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