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报刊政论家首先应该具备深厚的哲学基础，并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这样才可能在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中，以满腔的热情去发现问题，以冷静的头脑去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一点，不论中外政论家都无例外。 美国著名的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就是一位自觉运用他的哲学观，以高于同时代的其他西方政论家的见解，对美国乃至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产生过不可低估影响的重要人物。他在60余年的政论生涯中，留下了1万多篇共1000多万字的时论文章，并著有31部有关哲学、 政策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生前，他曾显赫一时；死后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李普曼的哲学观、政治立场加以探讨，以为借鉴。 一 李普曼出生前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表面上，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歌舞升平，而在背后却隐伏着危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帝国正在走向下坡路，而新起的美利坚帝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以创造一个“美国世纪”的时代。 李普曼就像当时的美利坚帝国一样，踌躇满志地步入了人生的旅途。 李普曼的哲学观基本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开始形成的。这时，西方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都已形成。这两大思潮对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李普曼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对李普曼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美国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实在论创始人之一——乔治·桑塔亚纳。 乔治·桑塔亚纳将唯物主义、柏拉图派的实在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不同的哲学主题交织在一起，创立了“批判实在论”哲学。李普曼在哈佛大学不但选修过乔治·桑塔亚纳的课，而且深受这位批判实在论哲学家的赏识，以至使李普曼放弃了成为艺术史学家或父母所期望他成为律师的打算，而专心致力于哲学。桑塔亚纳开设的所有课程他都毫不放弃，包括个人辅导性质的。大学第三年，李普曼更把桑塔亚纳的《哲学三诗人》一书作为学习的中心。当李普曼在三年里提前取得了毕业所需的全部学分后，桑塔亚纳提出让李普曼这位得意门生作为自己哲学入门课的助手，李普曼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他受到乔治·桑塔亚纳的影响更为直接。 乔治·桑塔亚纳主张，应对世界万事万物持“超然的态度”。尽管这种“超然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却给李普曼以深刻影响。李普曼一生始终以“局外人”的处世哲学来对待事物，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所经历的每一重大事件。他认为，成熟的人是居于感情之上，“他将以坚忍刚毅面对痛苦，因为他会把痛苦从他灵魂的秘密中除掉。他不会为恐惧所索绕，因为没有压力迫使他去攫取任何东西，他对命运也不感到焦虑。”〔1〕但是， “超然”物外的态度只不过是相对的，正如他同时代人的评价那样：“超然物外只不过是幻灭的漂亮称号罢了，超然不过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已。”〔2 〕这句评价只说对了一半，李普曼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虽然他对美国政府当局是个“局外人”，但对于美国国家来说，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局内人”，他一生都在寻求一条更为合适的参与政治的途径，而事实上，他很快就找到了这条途径，即通过写作左右舆论，以至影响美国政府的头面人物对政策的抉择。 在社会历史观上，乔治·桑塔亚纳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是人的自卫本能和追求财富的欲望；战争以及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是人的生物本性的表现；“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国家是“调和”矛盾和冲突的工具，等等。李普曼在这方面，与乔治·桑塔亚纳是基本合拍的。当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有犹太血统的李普曼先以沉默来回避，后来又以公正的各打四十大板来对待。但实质上他是有倾向性的。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李普曼认为，希特勒已在备战，而阻止他们采取行动的只有两个因素，即法国和军队和犹太人遭受迫害，因为“有些纳粹分子感到他们必须征服什么人，还有一些人则希望有所作为”，镇压犹太人的做法“既满足了前者的欲望，又满足了后者的贪婪，同时它也是保护欧洲的避雷针。”他的这种看法真可谓桑塔亚纳社会历史观在实际中的运用。就连美国的有识之士都感到这样来对待犹太人的遭迫害，未免“太过分”了。 另一个对李普曼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是威廉·詹姆士。 威廉·詹姆士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李普曼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詹姆士出版了著名的《实用主义》一书。李普曼由于在哈佛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也是李普曼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受到了已退休的詹姆士的赏识，这位已66岁的哲学家亲自登门拜访了年仅19岁的李普曼。从此两位年龄相距悬殊的忘年知己过从甚密。几乎每周四上午，詹姆士都邀请李普曼到家里交谈政治、宗教、伦理等等。李普曼一生奉行实力见解，认为“实力是一个国家说服其他国家遵循自己的意志办事的动力”，“为实力进行的斗争是国际政策中超越一切的无情事实。”但是，实力是有短暂性的，一些大国“由于另一些强国的兴起而黯然失色了”。这种崇尚实力的思想恰好是詹姆士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过的。 詹姆士有一个被人们极为熟知的观点：“有用就是真理”，“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如果它能双倍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它便是真的”，然而，这种真理也会随着环境和个人的利益的变化而随意变化，“我们今天只能按照能得到的真理去生活，并且准备明天把它叫做是假的”，李普曼一生都在遵循这个原则，在对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侵朝战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对越南战争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上，李普曼充分地恪守了这一原则。他与另一位崇尚实力的西方政界重要人物戴高乐一拍即合，成为密友也是自然的。具体地说，李普曼在衡量某项政策是否行之有效时，其标准就是是否符合美利坚的“国家利益”，符合即为“真理”，即为实用。他反对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是为了避免削弱美国的实力。他认为，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将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干涉战争，用以挟持软弱无力的傀儡政权，使得美国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一旦感觉到直接“威胁”时，他还是支持美国的干涉政策，如赞成美国动用海上和空中力量进行侵略朝鲜的战争，赞成美国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