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党和国家不断加快建设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陆续出台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文件强调“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需“遵循教育规律，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1]，强调“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树立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向”[2]，并明确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3]。系列文件的出台，不啻彰显了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路向。理论层面上，有关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研究发展迅速，但教育评价改革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认识不足、观念变革不彻底、推行不扎实等，导致改革目标与现实效果背离[4]。主要表现为“对教育多样性重视不够、评价数量多但实质性评价不足、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严重”[5]，评价伦理问题亟待关注。与此相对，职业教育评价领域面临升学评价与就业评价矛盾、评价内容与能力表现脱节、企业评价与学校评价失调[6]等问题，学者多认为“职业教育评价应适应新时代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7]。然而，教育强国建设已进入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促进教育强国的价值功能也必将持续凸显。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已从“适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转变为“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既是国家所需，也是时代所需。面对这一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难题，我们真正应该关心什么？我们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从何谈起？又如何可靠？因此，本研究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高质量发展时代语境，将系统回答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一、“走在教育发展前面”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1]。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为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教育评价改革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中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5]，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应从“跟着跑”变为“走在前”[8]。进言之，评价改革要走在教育评价前面，教育评价要走在教育发展前面，教育发展要走在社会发展前面。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亟须“走在教育发展前面”。 (一)发挥评价诊断功能，由内向外拉动职业教育系统的深化与综合改革 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应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功能，基于评价反馈的结果，精准识别各个环节的问题，为后续治理提供依据。充分发挥评价诊断功能，“必须从‘方法中心’回归到‘问题中心’，把标准制定的原则转移到评价问题上来”[9]，需由内向外拉动职业教育系统的深化与综合改革，增强职业教育系统的内外协调性、适应性与引领性。其一，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协调性。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外部产业对接，更源于教育系统内部惯性。职业教育评价不能只是简单地给出一个结果，而是要深入到教育系统的内部，精准发现问题，通过诊断结果来激发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常态化评价诊断结果驱动内部评价标准的重构，牵引外部教育政策调整，进而拉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优化等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等作为外部政策拉力，引导职业教育办学理念重塑，倒逼职业教育体系综合改革。其二，增强职业教育“自系统”与经济社会“他系统”的适应性。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连接点，其评价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精准输送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进而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适应性要求职业教育“自系统”敏锐捕捉经济社会“他系统”的产业迭代与人才需求变化，通过评价诊断提供动态预警与调适能力，动态调整专业布局、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由内向外拉动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适应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其三，增强评价改革对教育与社会的引领性。斯塔弗尔比姆认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10]。引领性要求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超越诊断功能，主动定义技能标准与发展范式，辐射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由内向外拉动职业教育系统的深化与综合改革，促使教育发展始终与社会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唯有职业教育评价改革走在前列，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才能紧跟其后，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向同行、相互成就。 (二)发挥评价治理功能，由浅入深牵引教育领域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 教育评价被视为改进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工具[11]，为改进而评价是现代评价活动的价值和生命[12]，而真正的改进和完善是发挥评价治理功能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增值评价的初级探索阶段，由浅入深牵引职业教育领域的考试招生、人才培养、管理等环节用好增值评价结果，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发挥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改进作用。一是以职教高考制度的创新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创新职教高考制度应以类型教育定位为根基，通过考试内容重构、省级统筹强化、纵向贯通深化、多元评价融合等方式，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单独招生和贯通联合培养等考试招生方式，破解传统招生制度的适配性不足、公平性缺失与引领性薄弱等问题，探索春季高考、单独招生、对口单招等分类招考方式，实现系统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动态的职教高考评价体系。二是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贯通、融通与融合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需以纵向贯通打破成长断点、以横向融通破除体系壁垒、以深度融合重构育人生态，最终形成类型定位清晰、资源高效协同、产教共生共长的现代人才培养体制。在空间维度，通过职普课程互通、学分银行、市域产教联合体等，打破教育类型与地理边界；在时间维度，依托长学制贯通与终身技能档案，覆盖从“职业启蒙”到“技能大师”的全周期成长；在价值维度，以“岗课赛证”融合重塑能力坐标，使职业院校真正成为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与能工巧匠的孵化器。三是以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市场引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格局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职业教育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活动，属于关系范畴，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13]。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考虑职业教育不同主客体的效益关系，突破政府单一主导的传统模式，构建“政府主导定方向、行业指导立标准、市场引导调资源、学校主体强内涵、社会参与促公平”的协同治理生态。 (三)发挥评价导向功能，自下而上强力推动实现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 教育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事关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建设教育强国的成败[14]。教育中的诸多难题往往需要基层实践与上层政策相互配合解决，单纯依赖基层或坐等上级指示，均不利于职业教育评价的科学推进。正因为如此，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在批判与革新中演进，自下而上驱动“三教”协同，催化“三融”落地，激活“四新”赋能，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首先，评价驱动“三教”统筹。以“三教”评价改革为抓手，系统地推进“三教”协同创新[15]。换言之，统筹“三教”关键在于，自下而上的院校试点探索持续推动基层的评价改革实践创新，触发学分银行等中观评价改革制度的突破，最终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宏观战略，形成“评价赋能改革，改革反哺战略”的闭环。其次，评价催化“三融”落地。产教融合方面，将“技术转化收益”纳入考核，实现企业与学校数据链自动核算。科教融汇方面，允许横向课题折抵教学工作量，对接科研与教务系统。职普融通方面，建立“学分互认”机制，监控学分银行跨校流通。最后，评价激活“四新”赋能。将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等“四新”指标纳入考核指标，关注新领域专业开设率、战略性新兴专业增长率，新增教师“工单转化力”考核指标、产教技术转化率、学生技能创新专利转化率等考核内容，设立“数字技能渗透率”考核指标，激活师生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