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下老年教育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百仁(通信作者),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1100);王毅杰,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1100)。

原文出处:
现代远距离教育

内容提要: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双重叠加背景下,老年教育被视为跨越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福祉的重要途径。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双重融入视角出发,探讨数字中国下老年教育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教育会显著地提升老年人主观福祉,相比之下,参加老年教育的老年人主观福祉水平更高。老年教育不仅能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福祉,还可通过线上社会融入和线下社会融入的并行多重中介,以及通过线上社会融入介导线下社会融入的链式多重中介间接影响老年人主观福祉。此外,老年教育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促进效应在不同结构类型的老年人中并不一致,表现为其对高阶层、城镇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影响更大。研究增进了数字时代老年教育与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关系认知,对推动老年教育社会价值的彰显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G5
分类名称:成人教育学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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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老年人主观福祉问题在老龄化进程中日益凸显。我国自199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增长,从2000年到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32亿增至2.64亿,预计2050年达4.80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0%以上[1]。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大多由于生理机能衰退和社会角色丧失,容易滋生消极情绪,制约着晚年福祉[2]。《2022年中国老年心理健康白皮书》显示,我国63%的老年人感到孤独,且超过25%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身体或其他原因曾有过自杀的念头,老年人主观福祉问题已较为普遍和严峻。

  与老龄化同步的是数字化,同样冲击着老年人主观福祉[3]。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广大老年人却不断“掉线”,遭遇数字鸿沟的强势威胁,沦为“数字难民”[3]。2025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老年人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截至2024年12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01亿,其中老年人占46.8%。数字鸿沟会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重塑社会的经济、文化和代际格局,由技术、信息和知识落差导致的阶级分化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而日益深化,形成新的结构性不平等,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带来消极影响[4]。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情况下,老年教育被视为跨越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福祉的重要途径[5]。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将加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能力列为老年教育的重点内容,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验交流等,引导老年人了解新事物、体验新科技,积极融入智慧社会。”老年教育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实现自身功能和发展自身能力的平台,进一步提升其追求生活质量、维持心理健康和幸福的能力[6]。自1983年第一所老年大学在山东省成立以来,我国在积极老龄化理念引领下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各级各类老年大学达7.6万所。但目前学者们对老年教育的福祉效应研究较少,且观点并不统一:一些学者认为,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其幸福感高于未参与者[7];另一些学者认为,是否参与老年教育对老年人的情绪情感没有显著影响[8]。更何况,我国老年教育形式多样,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得益彰,而以往仅局限于学历教育,且缺乏对老年教育与老年人主观福祉间的关联路径分析,也没有对当前的数字化情境关照。因此,本文使用广义老年教育的概念,从双重融入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中国视域下老年教育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机理及作用条件,以期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积极老龄化框架下的老年教育与老年人主观福祉

  福祉(Well-being)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程度[9]。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福祉引发高度关注。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概念——“通过优化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以确保其生活质量”。这既强调了参与的福祉功能,也拓展了参与的概念内涵,包括经济、社会、教育和公共事务等,从而将被动、消极的衰老命运转化成主动、积极的发展过程[10]。

  老年教育是老年人参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意义上的积极老化和主观福祉影响深远。老年教育是以老年人为对象而实施的各项教育活动[11]。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由福利观变为教育观,即从传统的“福利+娱乐+保健”性质转向文化教育性质[12]。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重视老年人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也重视老年教育个体功能的发挥,强调老年教育应专注于提升老年人内在的积极价值取向和幸福体验。多兰等认为,在成人教育带来的广泛益处中,最大的益处是身心健康和个人福祉,正如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所指出,“教育是老年人积极而充实地生活的重要基础,是增进老年人参与、实现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条件”[13]。老年教育本质上属于活动的范畴,根据活跃理论和持续理论,老年人在参与老年教育时,减少了以往角色或活动中断的困扰,并能习得新知识、建立新联系、形成新认知与行为,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福祉水平[14]。国外大量经验研究也表明,老年教育总体上能够预测更高的幸福感,参与老年大学或非学历培训有助于减少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症状,并在对抗无聊、空虚、孤独等负向情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5]。

  发展老年教育作为我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是党和政府保障老年人继续受教育权利、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举措。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年教育可以为老年人赋权增能,使他们老有所学、老有所得、老有所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获得更高的主观福祉水平[16]。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老年教育对老年人主观福祉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相比没有参加老年教育的老年人,参加老年教育的老年人主观福祉水平更高。

  (二)数字中国、双重融入与老年人主观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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